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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琉球命运的历史资源[1](邱士杰[2])

原載於:邱士杰(2013)。〈思考琉球命運的歷史資源〉,《南風窗》2013年第13期。

今年春夏之交的东亚海域,因为两个「琉球」事件而显得沸沸扬扬。

一是台湾“广大兴廿八号渔船”遭菲律宾海上武装扫射以致渔民身亡的事件。遭遇攻击的渔民和船只,来自台湾省屏东县琉球乡。琉球乡是台湾岛的附属岛屿,地居台湾海峡,台湾人俗称“小琉球”。该岛物资贫乏、渔业较盛,早年曾是国民党当局在绿岛集中营之外另一个流放左翼政治犯的强制劳动地。

另一事件则是国内学术界针对钓鱼岛归属问题而顺道抛出的“琉球再议”论。[3]对于日本而言,过去的琉球,就是今日的冲绳县;但对海峡两岸来说,现在的冲绳,却是与前近代中国关系密切的琉球王国、“大琉球”(这是今日已然消失的俗称)。虽然“琉球再议”论不过是在常识的意义上指出“琉球”惨遭日本帝国主义并吞而失去主权的历史,却引起了日本当局的强烈抗议。此时的抗议无疑体现了日本当局对冲绳主权的不自信──尤其在冲绳独立声浪始终未绝的状况下。

复数的「琉球」:东亚岛链的内在历史联系及其转型

“琉球”、“大琉球”,以及“小琉球”之类的名称,其实是东亚岛链某些历史记忆的残留表征。正如古籍记载的“流求”既可能指今天的冲绳,也可能指称台湾岛一样──从“流求/琉球”衍生出来的一系列岛屿名称,体现出岛链上的某些岛屿曾经拥有一些历史上的共通点。不过,这种共通点更多地反映出历史上的汉民族对于东亚海域的认识及认识的演进,不等于这些岛屿之间存在着必然的内在联系。对于“流求/琉球”所能指涉的这些岛屿而言,渔猎求生、海上漂流、朝贡贸易、离散社群、异族群间的交涉──总而言之牵涉到人类具体生活的种种问题──才是这些岛屿在历史上逐渐产生自发联系的主要动力。

19世纪以来的东亚和世界局势彻底改变了这种区域内自发联系,但变局的产生不全然是“冲击-反应”说所突出的西力东渐问题,而且还包括了东亚内部的自发调整,比如中国拉长了藩部和藩属国的朝贡周期(如从“两年一贡”改为“四年一贡”)、强化中央对地方(特别是口岸)的财政控制,如此等等。日本历史学家浜下武志[mm1] 正是在这个近乎“中国中心论”的意义上重新解释了鸦片战争的起因:“清朝政府遂派林则徐南下,试图破坏华南商人和西洋商人的结合。所以鸦片战争表面上是西洋与东洋关系冲突的问题,但实质上是中央与地方发生冲突的问题。”[4]

但是,对于“流求/琉球”所能指涉的这些岛屿而言,东亚更重要的内部调整则同时发生在“中国朝贡圈”与“日本朝贡圈”之间的力量消长,以及“朝贡体系”和“条约体系”之间的对抗和转化。最具指标性的事件自然是19世纪70年代发生在台湾岛内的“牡丹社事件”。1871年,一群琉球民众因台风飘至台湾岛,却因与排湾族原住民发生误会而遭杀害。[5]就原住民的背景来说,清代“朝贡体系”意义上的“教化”和“化外”起着族群分类的作用,因此原住民也分为化内的“熟番”与化外的“生番”,排湾族原住民也不能逃脱这样的分类。就琉球的背景而言,虽然琉球王国在名义上始终只是中国之藩属,实则“一事二主”,同时向日本(萨摩藩)与中国朝贡。但在日本加速对琉球支配、乃至单方面废止琉球王国的形势下,1871年的事件终于在两三年后成为日方出兵台湾、讨伐“生番”的借口。

此事的关键在于中日两国如何论证台湾以及台湾番地的主权归属。中方对于琉球漂流民遭害的最初反应是“属土之人相杀”。[6]言下之意,这是中国境内两个族群的冲突,与莫名其妙跑来和中国交涉的日本无关。但在日本真的出兵台湾之后,争论就针锋相对地展开了。据学者张隆志的研究,在中日双方的外交折冲中,日方主张现代主权国家应该在其境内执行文明教化,才能证明实质统治,其间,日方甚至搬出“番地无主论”来论证“化外”的“生番”及其土地不属于中国。对此,中方征引“最邻近者最有资格教化”论、“日方延迟照会不符国际法”论、“从俗从宜”等原则乃至史料,论证自己拥有“化内”与“化外”的台湾全岛主权。最终,中日两国签订条约,分别以承认琉球属于日本以及台湾全岛属于中国来解决这一事件。[7]

日方在“朝贡体系”下亲疏远近式的疆界秩序中恣意挑选一条最有利于自已的界线,然后将其直接等同于条约体系下的疆界秩序;而中方则试图对“朝贡体系”之下的疆界秩序(生熟番之分)同“条约体系”的疆界秩序进行调和。19世纪日本整体的对华作为显示:日方对于“朝贡体系”与“条约体系”两者之间的关系采取了选择性的理解。如果他们真的认为“朝贡体系”下的疆界秩序可以在某条境界之上向“条约体系”的疆界秩序转化,他们未必能够声称拥有琉球主权,但他们这样做了。总的来说,日方处理“牡丹社事件”的原始构想──将“朝贡体系”下的等差秩序在某个层次的境界上固定化为“条约体系”下的疆界秩序──反映出前近代疆界具有直接转化为近代疆界的契机。实际上清代前期的中俄划界也已出现这种倾向。但又因为日方过度简化“朝贡体系”下的等差秩序,不能反映中国拥有台湾主权的实际情形,因此日方的过度“解读”实际上只是强辞夺理,终因站不住脚而只好让步。

日本帝国主义下的琉球与台湾:社会运动和历史记忆

琉球并入日本版图之后,台湾、朝鲜亦先后遭到日本并吞,沦亡为殖民地。不同之处在于,琉球与朝鲜是整个国家沦为殖民地,然而台湾却是中国的一部分。虽然不同的历史前提为三个地区日后的民族解放运动提供了不同的前途设想,但日本资本主义的快速成长及其发动的帝国主义战争,却使来历不同的台湾、琉球、朝鲜,在日本的殖民支配下产生出新的联系。其中,反抗殖民统治、反对资本主义的近代社会运动,成为这种新联系中值得注目的一个侧面。二战结束前,日本共产党的领导层中有一部分人来自琉球与朝鲜,比如琉球出身的德田球一(1894-1953,日共总书记)、朝鲜出身的金天海(1899-?),这体现出战前日本社会主义运动的跨地域特性。对于台湾社会运动者而言,这些同遭日本殖民压迫而走上革命的运动者也格外亲近,比如德田球一便与台湾出身的谢雪红(1901-1970,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创盟主席)、杨春松(1900-1962,中共、日共党员、著名旅日侨领)等人保持着长久的国际主义情谊。[8]

此外,台湾社会运动家连温卿(1894-1957)与琉球学者比嘉春潮(1883-1977)之间的交往也值得一提。连温卿是1920年代台湾最早期的左翼运动领袖,曾在1927年领导了台湾最大的抗日启蒙团体“台湾文化协会”的左转。比嘉春潮在1920年代工作于左翼出版社“改造社”,并与连温卿、山川均(1880-1958,日本早期社会主义运动领袖)密切往来。好读书的连温卿自比“蠹鱼”,而比嘉春潮也以“蠹鱼”自许。[9]比嘉春潮从20年代以来,为连温卿保存了包括日记在内的大量文稿,这些材料都是研究台湾社会运动史的珍贵材料,记录了台湾人民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轨迹。虽然这些文稿在连温卿在世之时未能公开──不仅仅因为日本的特务统治,还因为战后国民党所展开的50年代白色恐怖──但在旅日学者戴国煇(1931-2001)教授的努力下,比嘉保护下来的这些稿件终于在七十年代末期逐步得到发表,重现天日。[10]

如果说连温卿文稿的曲折命运反映了台湾与琉球之间的某种联系,这种联系则更显著地体现在琉球重要史料《历代宝案》的复原上。《历代宝案》是琉球王国在明清两代所秘密编纂的朝贡记录,保存了琉球乃至中国的大量史料。这部史料蕴含着多重的认同象征,在“朝贡体系”时代,这种认同意味着对于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体系”秩序的认可;在琉球亡国之后,这种认同则又显著体现为琉球民族的主体追求。不幸的是,《历代宝案》在美军进攻琉球之际毁于战火,成为无辜的琉球人民为日本侵略战争承担下来的无谓后果之一。因此,复原《历代宝案》的工作在战后成为了重大课题。《历代宝案》在各地流传了各种抄本。其中,近乎完整的抄本,奇迹似地保存在台湾大学图书馆。因此台大图书馆所收藏的这部抄本,成为了复原琉球史料的重要基础。[11]

在连温卿文稿的场合里,琉球保存了台湾隐蔽的左翼记忆;在《历代宝案》的状况中,台湾则为琉球保存了焚毁的民族历史。若非日本对琉球与台湾所进行的殖民统治,琉球与台湾互相保存「时间」的状况,未必能够发生。但也正是殖民统治的存在,才为琉球与台湾人民带来了难以弥补的灾难和历史的创伤;直到现在,都未能愈合。

“双战结构”下的琉球选择与复杂化的民族解放运动

二战结束之后,朝鲜独立,台湾回归祖国,琉球却在美国支配之下迟迟未能获得真正的独立。曾经是前近代“万国津梁”的琉球,在脱离日本支配之际迅速沦落为美军的「不沉航母」。在国际冷战与国共内战的“双战结构”(陈映真语)迅速成立的条件下,琉球的战前民族解放运动和反资本主义运动的国际主义纽带开始瓦解。在这种条件下,无论是琉球独立、冲绳“复归日本”、还是琉球回归中国,都成为无法轻易判断好坏的选择。

琉球人喜友名嗣正(蔡璋)及其“琉球革命同志会”的行动就是最好的例子。[12]该团体曾在战后的1948年向中国全国各省市参议会发出通电,提出“早日达成归还祖国之最后目标”,[13]并在国共内战日趋激烈之际表现出完全的反共立场。[14]喜友名及其同志会的日后实践显示:反共以及反日(表现为“反复归”)是其政治上的底线。为了反共,追求民族解放的喜友名及其组织不但反对起民族解放运动(比方反对外蒙加入联合国、抵制万隆“亚非学生会议”[15]),还以琉球代表的姿态加入1954年成立的“亚洲人民反共联盟”。讽刺的是,当“亚盟”会议在1962年的日本召开之时,琉球代表竟成为不被邀请与承认的对象。[16]这些现象都说明了:当民族解放运动和国际主义相分离,并同冷战内战“双战结构”结合在一起,其历史命运便只能走向畸形。

喜友名及其组织的行动之所以能够存在,也与当时台湾当局的政治姿态有关。50至60年代的台湾当局,在美国的扶植以及联合国席位的加持之下,以“中国政府”的身分不断对琉球主权进行干涉,颇有扶助弱小民族的味道。但其一系列看法也有底线:反共、反对琉球“复归日本”,但不反对美国占领托管。[17]台湾当局的这种姿态为喜友名及其组织创造了活动空间,在琉球群岛之外形成一股奇特的“境外势力”。但因他们把美国作为不可反对的对象,也就难以反对美国对琉球主权的出卖了。

具有“回归中国”倾向的喜友名路线并非琉球民族解放运动之主流。[18]所以如此,恐怕与其反共亲美从而无法彻底伸张民族解放运动的矛盾处境有关。对于战后的琉球人民而言,现实的选项是脱离美国支配、远离战争威胁。在这个意义上,琉球在美国托管下的形式独立没有意义,与此同时,日本本土因为安保斗争而掀起的民主主义运动却成为琉球可能寄托的对象。因此,“复归”一个有非战宪法的、反战的、民主主义的、人民主权的、日琉人民共同创造的“应该要有的日本”,也成为琉球人民实现自主的可能选项之一。前面提到比嘉春潮正是一个反战复归派。不管这个选项在此后的实践中遭遇怎样残酷的检验或挫败,在“复归”中取得“自决”的这种政治思考,正不断提示著那个时代的激进政治所提供的可能性,以及这种可能性为“复归”和“自决”之间的辩证关系所打开的空间。

在美军基地持续盘据琉球群岛的当下,复归日本后的琉球(冲绳)并未获得重生。如果此时此刻我们开始“再议”琉球的前途,如何重访当年在“复归”和“自决”的复杂思考中所留下的思想遗产,如何正视琉球“回归中国”论所曾经有过的“反共亲美”履历,恐怕将是我们中国人民同琉球人民对话之时不可忽略的历史课题。

徵引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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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文登载于《南风窗》2013年第13期,“琉球:亚细亚孤儿”专题。

[2] 台湾大学历史学研究所博士班学生。

[3] 参见张海鹏与李国强(2013)以及张海鹏(2013)。

[4] 滨下武志(1999)。

[5] 参见大浜郁子(2007)对于事件成因的分析。

[6] 黄遵宪(1890:页9)。并请参见汪晖(2010:页202)的诠释。

[7] 张隆志(2007)。

[8] 参见徳田球一(1999)回忆录与杨春松传记(杨国光,2001)。

[9] 比嘉春潮(1971:页295)。

[10] 参见戴国煇(1975,1978,2002)的说明以及他所公布的連溫卿(1975,1976,1978ab)文稿。

[11] 详见小葉田淳(1992)教授对于历代宝案各版本的介绍。

[12] 侯中军(2010)对于这个组织的研究显示:该组织成立初期的诉求与立场曾经相对单纯,是国民政府推动琉球回归中国运动的重要舆论变量。该组织后来的发展,则可参见何义麟(2008)的研究。

[13] 参见台湾省参议会(1948)所收到的琉球革命同志会“快邮代电”。

[14] 喜友名为了呼应国共内战中的国民党立场,发表了一系列反共言论,可参见台湾民声日报(1949ab)。

[15] 喜友名及其组织对于外蒙入联以及万隆亚非学生会议的抵制,可分别参见台湾民声日报(1955a),联合报(1955bc)的报道,以及台东新报(1956)、正气中华(1956),更生报(1956),青光日报(1956)的新闻。

[16] 参见联合报(1962)的报道。

[17] 美国对于琉球的实质支配,后来成为反对琉球复归日本的现实基础。这点在喜有名及其组织的言论之中更为显著。可参见联合报(1957abc)。

[18] 喜友名及其组织直到1950、1951年间仍然主张琉球回归中国,可参见正气中华(1950,1951ab),台湾民声日报(1951)的相关报道。但其此后的主要路线则是反对复归日本、要求琉球独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