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向」之後:試論1930-40年代的臺灣島內左翼史(邱士杰[1])

邱士杰(2017)。〈轉向之後:試論1930-40年代的台灣島内左翼史〉,收錄於台灣研究基金會(主編),《三代臺灣人:百年追求的現實與理想》(頁171-204)。台北:遠足文化。本文原以〈待機和徬徨:試論 1930-40 年代的台灣島內左翼〉為題宣讀於台灣研究基金會、中研院台史所主辦「台灣的悲愴年代:從皇民化到二二八」研討會(2016年9月10日)。

引言:一張合影

因為偶然的機會,筆者去年(2015年)再次拜訪了北京宛平的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雖然這是我第二次拜訪盧溝橋畔的抗戰館,卻是第一次參觀去年才建設好的別館──臺灣館。在介紹日據時期臺灣共產黨(1928-1931)抗日事蹟的陳列中,「圖一」這張照片吸引了很多訪客駐足、凝視。

(圖一)前排由左至右:臺北州官、張道福、臺北州官、林添進、莊春火、臺北州官(課長)、臺北州官、XX、謝雪紅、盧新發。後排由左至右:潘欽信、林朝培、XX、陳昆侖、林媽喜、廖瑞發、莊守、林日高、楊克煌、林兌、王萬得、廖九芎、XX、林朝宗。框內高甘露。(參見《臺灣史料研究》第2期以及楊克煌《我的回憶》)

這張照片是臺灣共產黨員在抗戰後期的1943年6月的合影,地點則是當時臺北的著名餐館「蓬萊閣」。雖然當時還有黨員蘇新(1907-1981)在獄中服刑,但相片中的台共黨員幾乎都已刑滿出獄。只是因為總督府當局的故意安排,這些多已星散各地的黨人才得以再次相會,並留下空前絕後的合影。

這張合影無疑是許多台共黨人一生中最為寧靜的時間點。合影中的每個人在經歷了1920年代的抗日運動和社會運動之後,因為1931年針對臺灣共產黨員的「大檢舉」而將他們的抵抗場域從社會移入黑牢;隨後又伴隨著許多黨員的獄死和出獄,又從獄中的小牢轉入日本統治者監控下的社會的大牢。1943年的合影瞬間,看起來是平靜的,然而1945年的臺灣光復卻又改變了合影中的每一位黨人的人生道路。



站在抗日最前列的台共雖是臺灣左翼運動最著名且最主要的部分,卻不等於臺灣左翼運動本身。有些左翼份子屬「非(共產)黨人士」,有些左翼份子則能免於台共那樣的牢獄之災。但這些左翼份子都共同度過了1930至1940年代二十年間各種發生在臺灣島內的關鍵歷史時刻。這些時刻包含了:左翼份子是否選擇「轉向」(思想上的變節)、左翼份子如何在「輿論一律」的戰時環境中生活、左翼份子如何看待1945年的臺灣回歸祖國,以及左翼份子中的共產黨員如何在戰後重建自己與黨組織之間的關係。因此,本文將以包含台共黨人在內的臺灣左翼份子作為主要的研究線索,探討當時的臺灣左翼份子如何作為臺灣人中的「一種類型」而在臺灣島內度過他們的1930至1940年代。

一、1930年代的左翼份子「轉向」問題──以1934年台共黨員公審為中心

1920年代臺灣島內最重要的文化啟蒙組織「臺灣文化協會」是臺灣非武裝抗日運動最重要的團體,而左翼領袖連溫卿(1894-1957)在1927年1月率領「無產青年」奪取了「文協」領導權的事件,則是島內左翼勢力走上政治舞臺的標誌。文協自此左轉。又由於連溫卿與農民組合的楊逵(1905-1985,著名抗日文學家)密切合作,因此連楊二人成為了當時島內左翼的代表性人物。1928年4月臺灣共產黨秘密成立之後,新文協從左邊迎來了新的競爭者。這一競爭伴隨著台共在1929-1930年間將連楊二人驅逐出文協等組織而達到高潮。至此,台共實現了自身對文協和農組的直接指導。[2]

儘管台共盡可能地統合了能統合的島內社運力量,卻旋即面臨崩潰的命運。台共的徹底瓦解始於1931年3月24日黨員趙港的被捕。[3]總督府當局順藤摸瓜大量逮捕台共黨員。雖然台共方面在這種逆境之中先後出現劉纘周和蘇新各自短暫的黨再建運動,也出現過以赤色救援會為主體的濟難運動。但在雙方力量對比懸殊的條件下,台共黨員還是遭到了大量逮捕。此外,從臺灣逃往上海等地、作為中共黨員而投身革命的翁澤生和楊春松也在不久之後各自遭到逮捕,並遣送回台。[4]

被捕的台共成員在1933年7月底預審終結,於是當局開始向社會公佈台共檢舉事件的部分內情。1934年3月26日開始公審台共被捕黨員。扣除掉預審階段的犧牲黨員(如劉纘周、陳結、謝祈年)之後,公審階段只剩四十六名成員面臨審判。[5]

雖然台共只是臺灣左翼運動的一個部分,卻是主要部分。當吸收了農組、文協等骨幹份子的台共組織分崩離析、黨員近乎逮捕殆盡,整個左翼運動的活潑度也就連帶下降。臺灣左翼運動和抗日運動伴隨著台共的崩潰而進入了第一個黑暗期。

1933年6月7日是日本、臺灣,以及朝鮮社會主義運動的關鍵時間點。就在這天,擔任日本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委員長的佐野學(1892-1953)與擔任黨中央委員的鍋山貞親(1901-1979)在獄中共同發表「轉向」聲明。[6]這一聲明讓日共遭受了比黨員被捕或組織破壞還更嚴重的打擊。馬克思主義與共產黨對青年的影響力不但大為下降,獄中的黨員也紛紛宣佈「轉向」。用官方的話來說,他們的「轉向」聲明起到比修改「治安維持法」還要更好的效果。[7]

「轉向」到底是甚麼樣的現象呢?

「轉向」一語始於山川均(1880-1958)在1920年代初期提出的「方向轉換」。山川雖然參與了1922年日本共產黨的建黨,卻旋因認為共產黨尚不適合於當時日本的運動現實,便帶頭解散了日共。對此,他順帶提出了「方向轉換」的政治訴求,要求日本的左派必須主動介入現實政治(言下之意是先不要搞共產黨的非合法秘密活動)、並且通過工會等組織來擴大日本工人的統一戰線。後來,由於1924年自歐洲回國的福本和夫(1894-1983)批判山川並要求對「方向轉換」進行再一次的「方向轉換」,要求把先鋒隊及其主體意識、理論意識擺到先於統一戰線的位置,「方向轉換」遂因山川和福本而成為日本社會運動的流行用語,並在隨後的日子挪用在政治變節的場合。[8]

佐野與鍋山的「轉向」聲明有兩個特點:首先,他們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語言反對共產國際,主張在天皇制的國體之下建設一個包含了日本各殖民地在內的「一國社會主義」(換句話說:取消先前的殖民地獨立綱領);其次,正如鶴見所言,佐野是以日共委員長身分發表轉向聲明的。他發表轉向聲明的時候仍然認為自己是黨的領導者,因此其轉向聲明所產生的效果並不只限於他本人,而是波及整個黨,特別是引發了獄中共產黨員與被捕同情者的極大震撼。聲明發表後的一個月內,30%與日共有關的未決犯(尚未判決的犯人)以及34%的已決犯都宣佈轉向。三年之內更有高達74%的已決犯宣佈轉向(剩下26%則是堅決的「非轉向」已決犯)[9]

佐野等人以幹部身分發表轉向聲明一事被鶴見等人視為近代日本思想史的一大問題。鶴見認為,佐野等人的當時的思想狀況延續了1920年代前後日本知識菁英的思考邏輯:

此一共同聲明特徵,在伴隨著共同聲明發表而來的混亂與憤怒中,並沒有引起注意,但是它卻能表現出「東大新人會」所隱含的邏輯,也完全契合十八歲少年心性的框架。因為他們覺得自己正如剛通過最困難的入學考試而當上人民的領導者那樣,並且是用民主又公平的方法被選拔出來的。他們有一種信念,只要是依據這個方法所選出來的領導者,即使在心中政治上的意見有所轉變,仍然能繼續擔任領導者。從結果來說,追隨者表現出來的反應,也顯示他們接受領導者所默認的前提。[10]

佐野和鍋山發表轉向聲明之後,台共的檢舉事件也隨之在1933年公開,並於1934年展開公審。如果說日共的狀況是獄中幹部轉向並影響了多數獄中黨員轉向,台共的狀況則有些不同。

依據檢察當局向御用媒體《臺灣日日新報》所透露的消息:公審開始之前有四名擔任黨內幹部的成員「頑強地拒絕思想轉向」,另有三名似乎轉向,剩下的三十九名則全部轉向。據說在這四十六名被告中,還有一名「將謝氏阿女一派的機會主義者除名並另外樹立新黨的某位關鍵被告」決定轉向並正在起草一篇轉向聲明書。雖然可以把台共基層黨員的轉向視為日共獄中基層黨員轉向風潮的一部分,但最值得注意的現象是幹部與基層黨員之間的不合拍:前者有少部分人「頑強地拒絕思想轉向」,後者卻大量轉向,顯然台共幹部的政治決斷並未如佐野和鍋山一樣影響自己的黨員。[11]

台共被捕黨員詹以昌曾感歎「法庭鬥爭」──也就是受審黨員在法庭上陳述自己的意見並與審判者辯論、甚至借機向旁聽者宣傳主義──在公審之際流產。[12]從《臺灣日日新報》以及相關史料所透露的訊息來看,法庭上只剩蘇新、謝雪紅,以及潘欽信等三人「頑強地拒絕思想轉向」,大概就反映了「法庭鬥爭」流產的實況。

法庭上的潘欽信與謝雪紅屬不配合受審的典型,但兩人的方式完全相反。潘欽信在法庭上緘默不語,謝雪紅則是大鬧法庭。兩者都因拒絕「轉向」而在一審遭判最重的十五年刑期。但由於兩人先後聲明「轉向」(先謝雪紅、後潘欽信),因此都減刑為十三年。[13]

據楊克煌回憶,謝雪紅在獄中曾經寫下了兩封內容大致雷同的信,一封給負責辯護的古屋貞雄律師,[14]另一封則寫給台共全體被告。信的主要內容是:「整個台共黨的組織已被破壞了,台共也不存在了,因此我拒絕作為一個領導人被審訊。」雖然給古屋的信順利發出,給台共黨員的信卻退回謝雪紅手中。謝雪紅承認他在獄中寫給古屋和黨員的兩封信反映了當時的她「有過一時的思想動搖」,但她又認為,「這和投降的人的行為本質上是不同的。」[15]如謝雪紅寫於1951年的自傳所言:

我更以為是一種「策略轉向」。考慮到台共已破壞到一網打盡的程度,好比一艘船,我是船長,船已沉沒,我堅持撐船也撐不起來。我一個人,現在做對了或做錯了,作用都是不大的,何不按鍋山、佐野學的辦法去做呢?[16]

謝雪紅的自我評價是可信的。只要把謝雪紅的行為和佐野、鍋山等人「轉向」之際的舉止相比,便能發現台共內部的轉向狀況恰好與日共相反。佐野等獄中的日共領導幹部多是菁英知識分子,而且他們自認這樣的菁英身分以及黨的幹部身分即便在被捕之後仍能影響黨員的選擇。但台共公審之際的狀況卻是只剩下身居幹部職位的謝雪紅、潘欽信、蘇新等人拒絕轉向。這些領導人不但都不是佐野那樣的菁英知識分子,敏感如謝雪紅者,甚至還意識到自己已經失去了領導人的資格。

蘇新則採取了消極抵抗的態度。先來看看《臺灣日日新報》對蘇新的形容:

被告蘇新,在諸台共被告之中,最貫徹其主義。故是日特別旁聽席,多屬州警察關係者。[17]

蘇新為台共之巨魁,事實上為指導者、支配者,立在潛行運動第一線。豫審決定書,彼所現之犯罪事實中尤屬最大者。[18]

蘇新自言,他被捕之後曾因審問者針對馬克思主義的故意挑釁──美其名「思想善導」──而使他的精神一度處於極度亢奮的狀態,結果導致嚴重的精神衰弱。這種精神狀態不但加深對於自身前途的絕望感,甚至讓他一度想自殺。[19]據報載,公審之際的蘇新以著異常小聲的聲音應答,[20]但因始終不表態「轉向」,甚至強調自身無論如何仍然信奉共產主義,所以延長審判日程。[21]由於態度是堅定的,因此當蘇新態度忽然放軟(態度變得柔和)之時,這種微妙的變化就被寫進報紙裡頭了。[22]

依據蘇新自己的回憶:

承認馬克思主義的錯誤和聲明今後不再活動的就算「轉向」。敵人在判決以前,需要判斷每一個人對這兩個問題的明確態度。……

我對這兩個問題的答覆是很簡單的:

第一:我現在還是相信馬克思主義的真理,因為自己還沒有看到比馬克思主義更正確的理論[按:與《臺灣日日新報》的報導一致];第二:將來不想再作任何實際活動,所以沒有甚麼運動方針。這樣,我的第二個答覆就成為我的「轉向的聲明」。這對敵人說來是一個很大的收穫。

答覆這個問題時我的思想情況是充滿著矛盾的。一方面是堅持馬克思主義的真理,另方面是對自己的前途悲觀失望,沒有勇氣向敵人鬥爭到底。[23]

雖然蘇新認為自己關於第二點的說明被當局視作「轉向」,但《臺灣日日新報》的所登載的卻是蘇新對於第一點的說明,而且並未報導蘇新最終是否「轉向」。這點與其他「轉向」黨員所「獲得」的大肆報導和宣傳很不一樣。[24]

實際上沒有宣布轉向的蘇新卻被當成「轉向」的類型並非個案,詹以昌也屬於被草率認定為「轉向」的黨員。他自認從未寫過轉向書,也沒有向審判者許諾轉向,但他承認自己在法庭上「不鬥爭、不反抗、『默認』敵人強加的『犯罪事實』、接受他的長期的『判刑』」。[25]如果這樣就算「轉向」的話,顯然日本的審判者非常低估台共被捕成員的思想水平(所以只要符合低標就判定為「轉向」),也可能是當時台共被捕成員所展現出來的思想狀況不如預期,以致審判者敢於用草率且便宜的標準來評估他們。此間無疑存在著殖民者對被殖民者的蔑視。[26]

「轉向」首先取決於受審黨員的內心決斷,當然,無論如何決定都是艱難的。此間,個人的艱難也可能正反映著時代的艱難。但「轉向」的艱難不只在於自己的內心,而在於自己的內心如何被審判者的內心所判斷,因此「轉向」其實是主客觀因素複雜交織的一種行動,難以一言蔽之。試以台共東京特別支部的領導人、曾經參與過台共建黨大會的陳來旺為例。在台共中央進行公審的1934年,東京特支的黨員也正在東京審理中。由於日本本土的檢察系統往往將日共的轉向派和非轉向派分開審判──轉向派較可能被減刑──因此東京特支的台共黨員也分開審理。當時已有特支成員林兌轉向,但陳來旺拒絕。雖然陳來旺抵抗了相當一段時間,卻仍在佐野學和鍋山貞親宣佈轉向之後發表了轉向聲明。陳來旺稱:

[自願]脫離共產國際並願為佐野、鍋山等人所主張的一國社會主義之建設而鬥爭……但是,我們的目標仍是依據馬克思列寧主義建設共產主義的社會。[27]

陳來旺的「轉向」聲明基本上複製了佐野與鍋山的「轉向」邏輯:一方面願向當局屈服,另一方面又要用馬克思主義的理論來為自己的思想變化辯護。然而日本的檢察當局並不信任陳來旺的「轉向」,他們判斷陳來旺為了重新搞運動而採取了「インチキ轉向」(欺騙性轉向)。基於這樣的理由,陳來旺的求刑量度不變(懲役六年)。[28]最後,東京特支唯一獄死的黨員就是陳來旺。[29]

日本審判者看待陳來旺及其「轉向」的態度也適用於台共四十六名被起訴黨員。只要翻開1934年的《臺灣日日新報》,就能看到伴隨著台共公審的開幕而陸續登載的、為數不少的台共黨員「轉向」聲明。但這些聲明的真實性卻值得懷疑。所謂的真實性問題不在於當局是否偽造,也不在於新聞媒體是否加油添醋,關鍵在於如何看待做為唯一的減刑機會的「轉向」和多數黨員選擇了這條道路的原因。如果願意「火中取栗」,則「策略轉向」可能是一條儘早重新投入社會運動的「曲線」之路,據說當時確實有被捕黨員這樣提議。[30]但「火中取栗」之所以為「火中取栗」,就在於這是一條傷害自身信仰以及人民對組織之信任的道路。風險極高。

歷史上並不是不存在「偽裝轉向」的例子。以日共領導人神山茂夫(1905-1974)為例,神山曾在臺灣求學,也曾在臺灣工作,更曾認識連溫卿等1920年代的臺灣左翼份子。雖然神山也在被捕之後發表過「轉向」聲明,但因他出獄後確實重新投身運動,因此被組織和群眾視為「偽裝轉向」甚至「非轉向」的典型人物。[31]但「偽裝轉向」若未能獲得社會的認同乃至黨組織內部的普遍承認,其實很容易造成偽裝轉向者日後主客觀上難以排除的歷史包袱。但台共成員的處境更為艱難。在他們失去了有效的上級黨組織指導並授權的條件下,所謂的「偽裝轉向」首先都只能依賴個人的心證或難友之間的集體心證,沒有任何權威性的上級加以背書。因此即便轉向者的內心想的是「偽裝轉向」,實際上也只能作為一般的轉向發生而已了。

在臺灣共產黨的案例中,「轉向」聲明很難做為黨員「真心」轉向與否的證據。這點連負責起訴的檢察官中村八十一(1898-?)都了然於心。公審初期(1934年5月底到6月初),他曾就已經誓言「轉向」的台共黨員深表疑慮。因為他並不真的相信這些黨員都已「轉向」:

被告等,至於今日,除潘欽信外,其餘皆誓轉向。為國家、為被告人等,誠屬可喜。然關其轉向,亦不無疑問。[案:潘欽信直到同年年底才宣佈轉向][32]

據說,內地的事件[日本共產黨事件]的處理方式就是一審的時候毫不饒恕地定罪,直到二審才酌量參考是否真的轉向,……[33]

此外,就算真的「轉向」,他也認為這些人必須為散播共產主義思想而負責:

真轉向之人,亦自轉向之今日,亙過去數年間撒布最惡質之赤色細菌于全島。誤前途於多數子女。被告人等之責任,殊如黨之指導者,或黨員獲得者之責任,斷不能許。[34]

雖然當局也認為「轉向」聲明的不可靠,但考察「轉向」的主要線索其實是「轉向者」的後續表現。特別是他們在公審之後的服刑表現,以及出獄之後的行動。以蘇新來說,他因拒絕接受獄中的感化(「教誨」)並藉口研究臺灣話的語法而被目為冥頑不靈。這就導致他的判刑雖然少於潘欽信與謝雪紅,卻成了台共坐牢最久、出獄也最晚的黨員。

坐牢時間較長(1941年出獄)的簡吉曾有獄中日記保留至今。這對於如何看待當局所謂的台共黨員普遍「轉向」問題可說是非常珍貴的見證:

[1936年歲末]……自從往日我放棄教職而參加農民運動(儘管那時之前我未曾違背過父母之言),不管父母如何的悲歎,不管妻子如何哭泣,不管弟妹及其他家人如何寂寞,不管會如何連累,從不聽他們的言語及意見,糟蹋了日夜不息灌注於我的愛情──呼喚,如今仍不能使他們放心。……基於過去的運動向民眾所負的責任,特別是在此非常時中的非常時,卻無法將自己現在的心境讓民眾,尤其是農民大眾(以往臺灣農民組合的人們)徹底瞭解,這是我應該留意的第一要務!!……當自己流淚傷悲時,在其背後就有親人與佛陀同在一起傷悲,南無阿彌陀佛![36]

[1937年4月17日]在日本國內,對於尚未轉向的人,當其子女或父母罹患重病時,可獲得三、五天的假釋。思想犯的轉向手記,時可見到其記載。因由如此訴諸感情的處分,使得更能堅定其轉向,那是難得的事情。想起父母的事,不覺愧疚,同時也會切實思考:難道沒有更光明的路可走嗎?[37]

簡吉所說的「難道沒有更光明的路可走嗎?」反映了他的複雜心境。如果他已經「轉向」了,對於獄中的他顯然不會再有更「光明的路可走」下去。但也正是因為他仍未「轉向」,因此不得不被逼著思考「轉向」是否也是一條可能的出路。──這是無比兩難的瞬間。

二、出獄後的台共黨員

台共被捕成員有相當部分只判了二到四年的刑期,因此這些人在1934年的公審之後比較快地回到了社會生活。陸陸續續出獄的台共黨員大致有兩種出路,一是留在臺灣過著和一般人無異的生活,二是離開臺灣。

離開臺灣的代表性黨員是林殿烈、楊春松、詹以昌,以及楊克培。

林殿烈在1936年出獄,並為逃避日本的徵兵而在1939年逃往廣州,後又避居香港,直到1946年才又短暫返回臺灣,最終因為參與二二八而再次前往大陸。[38]

楊春松則在1938年出獄,同年舉家搬往日本。赴日之後的楊春松再次走上革命道路,一方面秘密恢復了與日本共產黨的組織關係,另一方面則做為當地華僑領袖而開展工作,並在1945年之後縱橫在日本、朝鮮,以及中國大陸之間。楊春松不但見過金日成,還曾在中共與日共之間進行了關鍵的斡旋工作。[39]

詹以昌出獄於1940年,翌年舉家移居北平,並在1945年臺灣光復前夕重新接上組織關係,加入中共地下黨。此外,楊克培也在出獄之後移居北平[40]

留在臺灣的黨員占大多數。他們在出獄之後三三兩兩地彼此聯繫。以楊克煌為例,他出獄之後即和已出獄的台共黨員吳錦清、林兌、林梁材、楊春松、楊克培等人聯繫。[41]等到1939年謝雪紅因病出獄之後,舊台共的聯繫面恢復得更大,但沒有黨員繼續從事秘密的組織工作。以楊克煌、謝雪紅,以及最晚出獄的蘇新來說,他們出獄之後幾乎都做一些小生意過活。楊、謝分別開設小商店,蘇新則從事過兔仔養殖之類的工作。由於連參與過農組活動的非黨成員(如李天生[42])都曾因為自身的左翼履歷而在太平洋戰爭期間遭到嚴密監控,因此不難想像出獄後的舊台共的黨員是在怎樣的監控下過著自己的生活。以簡吉為例,出獄後的他定期有特高警察到訪,他也必須定期回監獄向教誨師報到。而只要簡吉一出門,便有警察尾行,並在簡吉越入另一管區之後由該管區的警察繼續尾行。[43]在敵人的眼皮子底下,這些曾經坐過牢的舊台共稍有不慎便會「二進宮」。[44]因此,只能努力在「謹慎」中度過戰時臺灣的每一天。無論是蘇新還是楊克煌,他們所留下的回憶錄都顯示出,出獄後留在島內的舊台共更傾向於低調度日以避免當局隨時可以發動的鎮壓。反而是離開臺灣的一些黨員分別在日本或中國大陸重新找到了「黨」。這部分的舊台共顯然是待機思想更為顯白的一群。

就在日本敗象漸露的1943年6月,總督府當局忽然邀請台共出獄黨員去臺北召開座談會。楊克煌與謝雪紅等黨員認為,「他們知道像過去光利用漢奸份子是不夠了,於是妄想拉攏一些在群眾中有點威信的過去反日份子,[45]作為垂死掙扎的工具。召開這個會就是為這個意圖先試探摸底的。」[46]為了拒絕合作,這些黨員決定北上探個究竟。王萬得則回憶:

我們是坐在一個馬蹄形的座談會場上,這樣按座位順序開始說了……謝雪紅說,她在台中開化妝品的店鋪,守法納稅。她還說,這就是愛國了嗎?還有什麼愛國的表示?我想她這樣回答是好的……參加會議的人,沒有一個表示要為日本人做事的,所以,會沒開多久就結束了。會後,讓我們在臺北北區大酒店「蓬萊閣」聚餐,並在酒店前照相。[47]

本文開頭所提到的台共成員大合影,就是此時留下的歷史瞬間。

蘇新是最後出獄的台共成員,他和舊台共成員的聯繫可能也不如謝雪紅那樣恢復得多。[48]在此之前,判得比他重的謝雪紅和潘欽信都已出獄。由於蘇新在1940年因日本的「建國二千六百年祭」而被減刑兩年,因此蘇新忽然感到活著出獄的可能性大增:

從這個時候起,我的思想開始變化。從前對於自己的前途悲觀失望,認為會死在監獄裡,但到這個時候還沒有死,而且又不長了。因此就想,「大概不會死了,年紀又這麼大了,人生五十年,即使能活到五十歲,也不過只有十多年,出獄後應早一點結婚,計畫自己的生活。共產主義毫無疑問是會成功的,但不知道是幾百年以後的事情。臺灣的解放運動毫無疑問也有人再繼續下去,但已經不是自己的時代了。目前戰爭又這麼激烈,菲律賓、新加坡已經陷落,美國與日本在南太平洋展開大戰,如果出去稍不小心,有馬上再被抓進來監獄的可能和危險,這樣子,我的一生就完了。」

因此,到出獄那天為止,始終都是想自己出獄以後如何生活的問題。一九四三年九月二十三日滿期出獄。我十七歲去日本,二十三歲回到臺灣,但沒有回過家。二十五歲被捕,三十七歲出獄,足足二十年,才頭一次回到自己的家裡。回家一看,祖母和母親已經死了,四個叔父也死了兩個,他們家裡生活很窮。我回憶了二十年來的事情,像從一場長夢醒過來一樣。[49]

出獄後的蘇新先後在臺灣礦泉公司、佳里油脂公司、北門郡養兔組合,以及生鮮食品統制組合工作。後兩份工作尤其值得一提。首先,由於他在養兔過程中積累了一些心得,讓養兔成為當地不錯的副業與民眾的肉類補充品,因此他乾脆撰寫了一本總結養兔經驗的小書。[50]其次,由於當時的臺灣經濟已經連蔬菜和魚類都要納入統制才能保證公平的配給,因此蘇新被小商販們公推出來擔任統制組合的專務理事。他對自己受到支持的解釋是「二十年來不在家鄉,與家鄉的任何人沒有利害關係,一般人認為我不會反對哪些人,支持哪些人」。[51]──蘇新的解釋可能是事實,但也可能是包含了謙虛在內的解釋。實際上,出獄之後的蘇新確實在鄉里之間頗有名望,算是楊克煌所說的「在群眾中有點威信的過去反日份子」。林書揚(1926-2012,台南麻豆人)回憶:

太平洋戰爭中的某一年,筆者還是一個中學生,有一天和幾個朋友一起到市內一家書店去閒逛。無意之間看到一本書,書名是《家兔飼養法》(原著日文),著者的名字是蘇新。

我壓低聲音招呼同伴們。等他們圍上來,我指那本書,還特地示意蘇新兩個字。他們先把書拿在手上翻了幾下,卻默不作聲。

大家之所以不出聲,是因為那位作者的名字有點不尋常。幾個臺灣孩子在一家日本人開的書店裡不願意念出聲來。

當時在軍國主義統治下的臺灣,大多數中學生可能沒有聽說過蘇新的名字。但筆者是認識的。那一天在一起的同學們也認識。

以年僅十七、八歲的中學生,筆者和幾位同學,經常背著學校偷偷地涉獵著早年本地反日運動的一些遺留物──例如當年農民運動的學習教材的片斷;台共工作人員編造的《新三字經》等。因此我們約略知道蘇新其人,是臺灣共產黨的主要領導人之一:念過台南師範、東京外語,入獄多年;是有數的殖民地反抗運動的鬥士等。……

他的優秀的素質──包括一位運動指導者應具備的人格條件,不久便在艱苦的工作實踐中凸顯出來。普遍受到工作同志的肯定和器重。更難得的是,他的道德人格對周圍群眾的生活教育、潛移默化的作用。關於這一點,留傳在北門一帶的不少軼事,頗能證明當年蘇新在鄉里一般群眾之間享有很高的德望。

按北門一帶土質貧瘠,終年吹著海風,農作條件遠不如鄰郡的曾文。民風也一向比較驃悍。即使在警察權威至上的日治時代,日人警察大都把赴任北門視為一件苦差事。而在那民風桀傲的北門,凡市井巷間發生了任何性質的紛擾,如鄰居吵架、乩童跳神、聚眾賭博、酗酒鬧事等等,蘇新聽到消息便趕赴現場。他有時聲色俱厲大聲斥喝,有時苦口婆心諄諄開導。他的熱心和誠懇,每每使那些倔強的北門人口服心折。他們大都能領會出這一位在反對官府的爭議事件中經常不畏權勢勇敢帶頭的留日青年,他的一片愛鄉土愛同胞的赤忱是如何的純,如何的深。於是乎蘇新的人格威望很快便在鄉里一帶豎立起來了。竟而成了一句當地俚語:「北門人不怕警察怕新仔(蘇新小名)」。「新仔來了」這一句話比「警察來了」更管用。吵架的不吵了。跳神的、賭博的,一聽新仔來了,個個趕緊收拾溜走。一位深愛同胞,深以故鄉的落後為苦為恥的殖民地鬥士,在他的艱苦的運動經歷中,能建立起如此的人格上的威望,實在是太難得。我們不能不說,這不僅是蘇新個人的成就。進一步看,無疑是當年臺灣殖民地解放運動中極為可貴的一個範例。[52]

蘇新在出獄後建立起的地方威望,反映了舊台共人員把自己融入群眾的能力。

三、非「黨」左翼份子的狀態

就在台共因為1931年的大檢舉而相繼入獄的時候,當然也有很多左翼份子免於牢獄之災。但因史料並不如台共那樣集中,因此敘述難度較大。以下試以台共所排斥的「非(共產)黨左翼」──楊逵和連溫卿──為例,作一簡介。

總的來說,1930年代的楊逵雖然因為台共的排擠而退出社會運動,他卻仍然通過思想領域的活動而堅守自己的左翼理想和色彩。比方楊逵曾在台共遭到大檢舉的1931年以「工農文庫刊行會」的名義,從日譯本轉譯了蘇聯經濟學家拉皮達斯(I. Lapidus)與奧斯特洛維佳諾夫(Ostrovitianov)合著的《馬克司主義經濟學》(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экономия в связи с теорией советского хозяйства: Учебное пособие,《蘇聯經濟理論相關聯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這是蘇聯在1950年代推出《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之前最通行的教材,也是當時中日兩國左翼學者不斷在1930年代重譯的政治經濟學普及著作。楊逵充滿「臺灣話文」風味的漢譯本,可說是這部著作在東亞的翻譯歷程中的一個特殊見證。[53]不過,楊逵最主要的活動還是擺在文學創作以及《臺灣文藝》和《臺灣新文學》等雜誌的組織活動。1932-1935年間,他所創作的小說〈送報夫〉(新聞配達夫)更因在日獲得文學獎以及胡風的漢譯而成為當時臺灣左翼文學創作的代表作。[54]

雖然1937年開始的中日戰爭以及島內的皇民化運動大幅度擠壓了楊逵的活動空間,但他仍然藉由自己在台中「首陽農園」的自耕自食──他自比伯夷叔齊──來抵抗當局的高壓政治。雖然他在1944年卸下了「首陽農園」的招牌,他的抵抗心情卻未曾消減。他的〈解除「首陽」記〉有段充滿諷刺的自述如下:

我在某高級特務家喝酒,一面聽著他安慰我、勸我改過自新,一面喝得酩酊大醉,就那樣睡著了。想起來自己真沒出息,給人家添了很大的麻煩;同時,想到那溫馨的情誼,便感動得哽咽起來。

為了我的新生,有學者送書給我,有的雜誌編輯放下《昭和國民史》就走了;有官方的人借我《讀書人》雜誌,甚至還劃上紅線。[55]

不斷被規勸「改過自新」的楊逵反映出左翼份子所遭遇的另一種「轉向」壓力,同時也反映出楊逵這類「非(共產)黨左翼」仍能保留著某種自傷傷人的空間。雖然戰爭結束前夕的楊逵確實被組織到「皇民奉公」的翼贊體制之中,但由於他畢竟不是台共份子那樣危險的左派,所以反而擁有一定的空間來堅持自己的抵抗。楊逵在1943-1945年間參與排練的話劇〈怒吼吧!中國〉(吼えろ支那)就是這種抵抗的典型。

〈怒吼吧!中國〉本是蘇聯劇作家特列季亞科夫(Tretyakov,1892-1939)在描寫1924年四川萬縣慘案的劇作。創作於1926年的這部話劇早在抗戰爆發之前便曾登上中國舞臺。但因萬縣慘案乃是中國民眾與美英帝國主義之間的衝突,因此這出譴責美英的「反帝」話劇竟意外地在日本反英反美的太平洋戰爭期間獲得重新排練的機會。此即南京(此時為汪偽「中華民國政府」首都)劇藝社的周雨人的1943年公演。雖然一出只能反對英美帝國主義而不能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反帝」話劇終究只能是被閹割的「反帝」宣傳,但對當時某些苦惱於日本對外侵略的知識份子來說,反英反美卻仍然是一種宣洩的管道。比方竹內好(1908-1977)就曾因為日本偷襲珍珠港而一度獲得了日本將帶領東方民族抵抗西方、「超克(西方的)近代」的幻想,並因此暫時排解了自己對於日本侵略中國等地的苦悶。或許是基於同樣的想法,竹內好竟然根據〈怒吼吧!中國〉的漢譯劇本而轉譯為日譯本。有意思的是,楊逵在臺灣排練的劇本正依據竹內好的日譯本並參照周雨人的結構安排而改編而成。雖然目前已有許多研究指出這部楊逵版的〈怒吼吧!中國〉充滿許多「皇民」色彩的臺詞,但關鍵並不在於這部話劇是如何被「合法地」挪用為侵略戰爭的翼贊作品,而在於楊逵如何利用這部話劇的「閹割版反帝」而偷渡出「真正的反帝」本身。楊逵的〈〈怒吼吧!中國〉後記〉有段「抽象談論」的文字正能反映他此時的真實想法:

大川周明氏吶喊著說,決定戰爭的勝敗終究在於道義。

道義和敵愾心是二合一的,道義不伸張,就無法振奮同仇敵愾的精神。同仇敵愾心必須與道義互為表裡,才能顛簸不破。如果唱高調,往往被當成耳邊風。眼見不人道的現實,竟還能坦然坐視的,恐怕絕無僅有吧。[56]

當時的日本當局是否成功地讓殖民地人民──至少楊逵──達到「同仇敵愾心與道義互為表裡」的「顛簸不破」境界呢?對於殖民地人民──至少楊逵──而言,自身所親見的「不人道的現實」又是些什麼呢?楊逵在其抽象談論且帶有疑問的文字中,為自己對日本的具體抵抗找到了空間,同時也對自己的同胞發出了不該「坦然坐視」的警號。

楊逵的老戰友連溫卿則以不同方式度過他退出社會運動後的日子。連溫卿在1930年二度前往日本拜訪社會運動友人。由於當時的他已經被逐出文協,因此他把這此旅行定位為「告別了旅行之人」的最後巡禮。[57]此後,他除了從事自己的工作、就是繼續從事無政府主義色彩較濃的世界語運動。其中政治性最濃的行動就是他所主導的臺灣世界語學會在1933年6月成立的「德意志反文化抗議同盟」,同盟的宗旨是為了抗議當時剛上臺的納粹政權。抗議文如下:

我們據可信賴之諸國的新聞雜誌知悉著,自納粹黨獲得政權以來,全國恰如陷入黑闇之中,遭受納粹的恐怖威脅固不待言。許多科學者、著作家、藝術家乃至若干言語學者,僅以猶太人或以政治上左翼為理由,其著書或原稿橫被焚毀,或遭迫害,或被逮捕,或被殺害。但是我們想著,這樣行動絕不能持續其政權,不能安定國內之資本主義的危機。那行動只不過是意味著粉碎自由出版與意見發表,使德國的文化荒廢,使社會的文化退步的,因此我們送給嚴重的抗議。(原文世界語,連溫卿漢譯)

世界語學會將抗議文寄送到德國駐東京大使館,要求轉交德國當局。而這份抗議聲明的簽名者多為臺北的文化團體和工會幹部。[58]

進入1940年代之後,連溫卿開始以日語發表一些關於臺灣文化、慣習和民俗方面的研究。除了1945至1949年間曾經中斷過一陣子之外,他在1957年過世之前公開發表的研究成果幾乎都集中在這方面的主題。[59]

雖然連溫卿基本上在1929年後退出社會運動,卻仍與無政府主義者有所往來。代表性的人物就是日本著名的無政府主義者山鹿泰治(1892-1970)。山鹿一家在1939年後移居臺灣。但由於盟軍開始空襲臺灣,[60]山鹿便在連溫卿介紹下疏散到員林的張厚家中。連溫卿對張厚一家是這樣引介山鹿的:「山鹿雖然是日本人,卻絕不是日本臭狗。」雖然連溫卿從事社會運動之時經常被當成山川(均)派或社會民主主義者,但他退出社會運動後的交友圈卻基本上是無政府主義者和世界語運動者。因此他也成為山鹿移居臺灣的理由之一。[61]

雖然無政府主義運動幾乎在1920年代的臺灣便已消失殆盡,但作為個人的無政府主義者卻仍然在總督府當局的監視之下。經常被視為臺灣無政府主義運動先驅的范本梁(1897-1944)就是這樣的典型。他在1926年返台之後首次入獄,判刑五年;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之後二度被捕,判刑十五年,1944年病死獄中。范本梁的無政府主義之路是激烈的、代價極大的,但付出代價的不只他自己,而還包括他的家人。范本梁的太太是日本人,但他卻在婚後愛上了臺灣最初的女醫師蔡阿信(1899-1990)。雖然范本梁的追求無果,但他的妻女卻就此形同棄置。他的日本太太隨他移居臺灣之後,曾因范本梁的革命行動而遭連累(比方在派出所前罰跪示眾)。為此,范本梁第二次入獄之時乾脆離婚以保全妻女。但當戰後開始遣返日本人之時,被離婚的范太太卻又忽然被當成一般的日僑而曾面臨被遣返的命運,於是又吃了一頓苦頭。[62]

范本梁的好友張深切(1904-1965)曾慷慨激昂地對范本梁的夫人說:

我們相信臺灣的革命史應該重新再寫的,我們不承認非革命家或反動份子所寫的歷史,我們不容允歷史當作小說,可以任意創作;唯有事實的記錄,才是真正的歷史,不正確的歷史都會被推翻的!

雖然張深切說的都是義理之言,但對實際因為革命而受牽連的親族而言的「臺灣的革命史」恐怕也是旁人難以理解的存在。此間存在著兩難。敏感如張深切者也立即意識到這樣的難局。因此:

說了以後,我覺得過於興奮,恐怕會傷她的心,所以就和她匆匆告辭了。[63]

四、臺灣光復帶來的契機

臺灣光復之後,山鹿泰治在高雄開設了名為「臺灣自由社」的語言補習班,提供北京話、英語,以及世界語的教授課程。由於當時的臺灣青年對於北京話有強烈的學習欲望,而且學習的速度也相當快,搞得山鹿為了教學而頭痛不已。加上青年們都很貧困、交不出足額的學費,因此山鹿的補習班不到半年便撐不下去,並決定舉家返回日本。1946年4月返日之際,山鹿把多年來搜集的世界語文獻都交給了「同志連溫卿」。[64]

雖然連溫卿在1929年被逐出文協之後便退出社會運動,但在日本投降、臺灣復歸祖國之際,連溫卿卻一度被推到重新復蘇的臺灣社會運動的前頭。他曾被推選為「臺灣革命先烈遺族救援委員會」的負責人。該會的核心其實是當時才從中國大陸返台的軍統人員劉啟光(1905-1968)。他就是曾經也是臺灣左派的侯朝宗。該會成立之後,彙集了過去曾經合作或曾對立的臺灣左翼戰線的許多成員。比方:楊逵、王萬得、潘欽信、鄭明祿、簡吉、陳昆侖、謝雪紅。而「臺灣革命先烈遺族救援委員會」最出名的活動就是在1946年的6月17日舉辦臺灣光復之後首次的忠烈祠紀念活動。[65]

楊逵對於這場忠烈祠紀念活動似乎相當激動。他的激動可以回溯到他在1937年未能寫完的一篇文章。1937年7月底──也就是七七事變爆發後不久──楊逵閱讀了蕭軍(1907-1988)的小說《第三代》,然後以「一種難以言喻的愉快」的心情寫下一篇書評﹕

作品中描寫被欺壓的人民不斷加入「馬賊」的故事。所謂的「馬賊」,並不是我們常常聽到的可怕的強盜,而是相對于壓迫者而成長起來的一股對抗勢力。日本也有『勝者為王,敗者為寇』的說法,依這句話的含義,我們天天被灌輸的「土匪」、「共匪」、什麼什麼「匪」,其實是……。[66]

楊逵的筆刪節號後停住了。直到1946年舉辦的忠烈祠紀念活動之際,他才在《臺灣新生報》將刪節號後埋藏九年的心底話說了出來﹕

這個「土匪」到底是什麼呢?

其實,就是血染的五十年間臺灣革命史中我們的革命先烈和志士。他們都是對逃得快的清朝文武百官的絕望,只有用自己的力量和現有的武器,保衛自己山河的悲壯的人民自衛軍。

在日本也有「勝者為王,敗者為寇」的諺語,在臺灣,日本統治者為了殺戮、侮辱被稱為「土匪」或「匪賊」的革命志士,還特別制定了「匪徒刑罰令」。然而,這種事也並不是日本軍閥的專利,滿清政府稱太平天國的革命為長毛賊之亂,也把孫文國父稱為賊等等,這與現在的軍閥把人民的革命力量稱為什麼「匪」或什麼「賊」的作法都一樣,是什麼人都知道的。……就這樣地,大大小小無數的武力抗爭在臺灣島的這個小天地中,毫不畏懼地反復發生。這是由統治者稱為土匪,而我們尊稱為先烈志士的人們,五十年間前仆後繼地延續至今的志業。」[67]

為了迎接臺灣光復之後全新的形勢,許多資深的左翼分子紛紛展開了組織活動。除了前面提到的「臺灣革命先烈遺族救援委員會」之外,當時還曾陸續出現一些組織。比方「臺灣省政治建設協會」就曾在名稱還叫「臺灣民眾協會」的階段吸收了許多新文協與農組的老左派參與,而王萬得是其中比較積極的代表。[68]又比方楊逵與李喬松也曾組織起所謂的「解放委員會」,但最後無疾而終。[69]此外,三民主義青年團也是許多左派曾經積極參與的組織。──不過,最重要的恐怕還是謝雪紅等舊台共所組織的「臺灣人民協會」、「臺灣農民協會」、「臺灣學生聯盟」,以及「臺灣總工會籌備處」。雖然這些團體也因陳儀當局而被迫解散或沒有下文,卻充分反映了舊台共成員的活動力未因牢獄之災而有所稍減。

此外,比台共還要更早組建左翼組織的許乃昌(1907-1975,臺灣最早去蘇聯留學的學生和最早的台籍中共黨員)也在脫離社會運動多年之後重新回到了社會運動舞臺,他和蘇新、陳逸松等人一同參與了「臺灣文化協進會」和機關刊物《臺灣文化》的活動,也曾參與《民報》的編輯工作。

值得一提的是,蕭來福因為獲得了《警察沿革志》的《臺灣社會運動史》而開始撰寫1920年代臺灣社會運動史的回顧文章。(蕭來福是從劉啟光那裡取得的,而劉又是在古屋貞雄返日之際獲贈的。)蕭來福可說是臺灣人運用這一機密史料集的第一人。[70]

舊台共的「轉向」經驗並未成為他們重新接觸群眾之時的包袱。一方面,多數黨員早在臺灣光復之前便出獄並重新建立起群眾基礎;另一方面,臺灣從甲午戰爭到抗戰勝利之間所經歷的歷史經驗遠遠比舊台共的「轉向」問題要複雜得多。因此,儘管積累著複雜歷史經驗的臺灣人民未必有能力也未必有機會處理左翼份子的歷史經驗,卻已經足以包容、吸納,甚至遺忘左翼份子的「轉向」履歷。以臺灣光復後關於《懲治漢奸條例》是否適用於臺灣的問題為例,1946年提出的〈司法院院解字第3078號解釋文〉曾注意到臺灣人民「在抗戰期內基於其為敵國人民之地位」而「被迫應徵、隨敵作戰,或供職各地敵偽組織」,因此主張相關審判「應受國際法上之處置。自不適用懲治漢奸條例之規定。」由於當時的司法院注意到了臺灣的複雜歷史背景,所以試圖為剛剛復歸的臺灣人民(實際上是某部分的臺灣人民)從「漢奸」問題上解套。既然「漢奸」乃至更需檢討的「皇民化」問題可以消極處理或不處理,舊台共的「轉向」履歷自然也不是當時的臺灣人感到有必要(如日本知識界那樣)去處理的精神史問題。[71]

雖然老左派們先後活躍了起來,但因深感新的歷史環境仍不允許左派以公開合法的方式展開活動,因此謝雪紅等人在1946年1月自發組織了秘密的地下黨,即「中國共產黨臺灣省委員會籌備會」。當時參與的成員有謝雪紅、楊克煌、楊來傳、廖瑞發、林梁材、謝富、王天強等。這一組織在當時並不是中共的正式組織,卻有成為中共之一部分的打算。此時由於中共正式的臺灣地下黨──中國共產黨臺灣省工作委員會──已經進入臺灣,因此謝雪紅等人的組織也在隨後的1946年6月17日正式併入中共黨組織。促成這一工作的主要人物是當時負責臺灣省工委武裝工作的張志忠(1910-1954)。[72]

省工委的主要領導人有四人,其中只有最高領導人蔡孝乾與張志忠是臺灣本地人,而且蔡孝乾還是當年台共的中央委員之一。因此,省工委的入台以及謝雪紅等舊台共的入黨代表了1920年代與1940年代兩個世代的左翼運動的接合。

舊台共重新介入社會運動的方式不妨同日共作一比較。台共成員幾乎在戰爭結束前便已先後出獄。雖然他們不搞運動,卻也重新在社會中建立起自己的人脈或群眾基礎。但戰後日共的重建卻在很大程度上以日共獄中的「非轉向」幹部為核心,而這些幹部都是因為美國佔領軍的釋放才出獄的,因此他們並未經歷過戰爭結束之前的戰時社會生活。「非轉向」所象徵的道德高度是日共「非轉向」幹部重新建立群眾基礎最重要的資源。但從目前可見的舊台共回憶錄來看,舊台共主要是以日常生活的種種踐行來重新融入社會。「轉向」或「非轉向」都並未成為舊台共的負債或資產。

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為當時還沒在臺灣站穩腳跟的臺灣省工委創造了發展契機,許多舊台共也積極參與其中:謝雪紅與楊克煌等人領導了台中地區的「二七部隊」(即臺灣民主聯軍),張志忠與簡吉則領導了嘉南地區的「嘉南縱隊」(即臺灣自治聯軍),此外,還有廖瑞發、蘇新、潘欽信、蕭友山、林日高等人在省工委的直接或間接領導之下介入了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73]而目前無法判定是否也加入地下黨的楊逵,也積極配合了左派在二二八事件中的工作。[74]

1949年是大轉折的一年。1月,楊逵因發表反內戰的〈和平宣言〉而被當局盯上。就在楊逵發表〈和平宣言〉的同時,久未撰寫論文的連溫卿竟開始在《公論報》的「臺灣風土」欄目連載他關於臺灣資本原始積累的研究,此即〈日本帝國主義下臺灣土地被收奪的過程〉一文。「原始積累」乃是馬克思描述資本主義經濟如何從前資本主義脫胎而出的關鍵概念,核心是「暴力」如何在社會變革進程中所起到的作用,而最具體的現象就是收奪土地(圈地運動)。連溫卿此文以圈地運動的角度描述了日本官方和資本如何通過土地收奪來促進資本主義的發展。連溫卿的連載在1949年10月結束,此時恰好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際。一方面是全中國的社會變革走到了最關鍵的轉換時刻,另一方面則是連溫卿回顧了日本官方和資本的「暴力」曾經如何改變臺灣社會,但中國革命所帶來的巨變未能在1949年10月之際一併改變臺灣。改變臺灣的毋寧是反對這一巨變的力量──也就是隨之而來的「五零年代白色恐怖」。

「五零年代白色恐怖」的鎮壓對象是臺灣島內的中共地下黨及其同路人、同情者,以及嫌疑者。1949年4月發生在台大與師大的「四六事件」為臺灣島內針對左派而來的白色恐怖揭開序幕,而楊逵也因早前發表〈和平宣言〉而被捕,直到1961年才出獄。許多在日本殖民統治時期並未遭受到舊台共那種大檢舉和審判的左派,也在「五零年代白色恐怖」之際被捕入獄。比方周合源(新文協中央委員)、陳其昌(臺灣民眾黨秘書長)、洪水流(農組成員,坐牢33年)、許月里。

直接針對中共地下黨的鎮壓則以省工委四名主要領導人──蔡孝乾、洪幼樵、陳澤民、張志忠──的先後被捕而達到高潮。[75]無疑,舊台共成員只是省工委的一個部分。許多在「五零年代白色恐怖」被捕甚至獄死的地下黨員都是在戰後五年間湧現的青年。然而許多舊台共卻因為省工委以及二二八而重新站上臺灣的政治舞臺,並因此走到新的歷史拐點:(一)謝雪紅、楊克煌、蘇新、王萬得、林梁材、林式鎔、林殿烈、蕭來福、潘欽信在二二八後旋即離開臺灣。他們先是前往香港,後再前往中國大陸。(二)簡吉(負責山地工作[76])、廖瑞發(負責臺北市委)、張朝基、陳朝陽、陳義農、詹木枝等人繼續潛伏在臺灣,並悉數在「五零年代白色恐怖」中被捕槍斃。(三)蔡孝乾作為省工委最高領導人雖曾成功逃亡過一次,卻在二次被捕之後「轉向」並供出組織系統。[77]實際上,除了張志忠堅持到刑場上的最後一刻之外,其餘三位省委領導人都宣佈「轉向」。[78]

與上述重新參與在地下黨運動的舊台共相比,林日高與陳昆侖則屬積極參與戰後臺灣地方政治的代表。他們與省工委之間未必有直接的聯繫。但在「五零年代白色恐怖」的風暴中,兩人都未能倖免。前者被捕槍斃,後者則再次入獄。

結語

做為1920年代「非(共產)黨左派」的代表,連溫卿並未遭受到「五零年代白色恐怖」的鎮壓。直到他在1957年11月過世之前,他的生活重心都擺到了回憶錄寫作以及臺灣民俗的研究。連溫卿過世之後,移居臺灣的無政府主義者毛一波(1901-1996)在《臺灣風物》發表了一篇特別的紀念文章:

初到臺北,偶爾在自己的報館中看到一份日文刊物,上面有山鹿泰治的旅台隨筆;那是片斷的記載,其中就說到了連溫卿先生。……

對於時代思潮,不管是傳統的、或舶來的,其經過個人自己的接受吸收,融會貫通,也可以構成自己思想的體系。連先生個人的力學如何,我不知道。但詳讀他的著作,我覺得他所受時代思潮的影響很深。這是二十世紀開始以來中日文化的運命。試問,有幾個學者或思想家能夠逃出這個圈套而另辟天地?就哲學說,新康德派盛極一時,曾幾何時,而唯物論竟風靡天下。……另一面,在社會科學上,馬克思派的歷史社會分析法,……至少對於所謂資本主義的分析,雖是在賢者之中,亦當不免應用那一種解剖刀了。

在臺灣文獻中,如東嘉生之流不必說了。連基督教徒(現任東京大學校長)矢內原忠雄的大作(如其《日本帝國主義下的臺灣》一書)。其理論、其方法也是如此(現在臺灣銀行的出書,有許多立論又何嘗不如此?)所以對連溫卿先生的著作,我們不必苛求;因為他治學的方法也是不會脫出這個時代的制約。

話雖是這樣說,連先生是反對「玄學的辯證唯物論」和「所謂階級獨裁制」。因此,連先生畢竟有其自己的思想體系來作為他行動的指針。……[79]

儘管連溫卿研究經濟的論文讓無政府主義者毛一波感受到了異樣的「唯物論」味道,他卻仍然能從連的身上感受到一股令他不得不撰文悼念的無政府主義氣質。「連先生畢竟有其自己的思想體系來作為他行動的指針」這段話,就暗示著他從連溫卿思想中感受到的無政府主義成分。

雖然毛一波基於無政府主義者的共感而寫下他的悼詞,卻讓連溫卿在死後遭受到一場奇異的審判。1960年12月14日,省議員陳愷(1913-2002)在省議會對省文獻會提出以下嚴厲抨擊:

該會曾編有《臺灣經濟志綜說篇》一書,內容完全強調「唯物論」。[80]最顯著的是四十八年該會編纂「風物志」[臺灣風物]中刊載「追思」一文,對匪諜連溫卿大加歌頌。又《臺灣文獻》第十卷第三期發表「內地旅台文人及其作品」,以《臺灣文獻》公開掩護,介紹左傾作者郁達夫等。……[81]

目前無法得知陳愷為什麼拿連溫卿和毛一波的追悼文開刀。但陳愷在連溫卿死後將之加封為「匪諜」一事,對於努力想把連溫卿寫成無政府主義者的毛一波而言,恐怕難以預期吧。然而那個時代的荒謬就在這裡。如果說1954年張志忠的槍決與1955年林日高的槍決象徵性地為臺灣省工委與舊台共在臺灣的活動拉下帷幕,連溫卿死後在1960年所受到的荒謬審判,或許也可視為日據時期的「非黨左派」在「五零年代白色恐怖」所劃下的句點。

雖然1930-1940年代也是極端考驗「非黨左派」個人信念的二十年,但信念的檢驗者除了稍帶抽象的「人民」之外,主要還是自己。相較之下,舊台共面臨的處境很不相同。1945年之後,黨組織以臺灣省工委的名義出現在舊台共面前。雖然一些舊台共並未把面對黨組織作為自己必須去完成的任務,但對更多並未放棄政治熱情的舊台共而言,若想作為黨組織的一部份重新參加革命,就必須面對許多個人的歷史問題。除了黨內的分派鬥爭問題之外,最重要的就是1930年代台共大檢舉之後出現的「轉向」問題。

「忠誠總是表現為對過去的回歸,如『記起他們』、『再說他們』,但每一次『記起』和『再說』必定包含了新的內容,正如鐘浩東、張志忠在不同階段、面對不同形勢而做出不同的政治抉擇一樣。忠誠不是盲目的信任,而是價值判斷的根源。」[82]──「忠誠」與「對過去的回歸」之間的關係是複雜的。當人們(也許是左翼份子自己,也許是普通民眾)為了「忠誠」而努力回歸「過去」之際,也有人通過「對過去的回歸」來檢驗自己或他人的「忠誠」。從1930-1940年代走來的臺灣左翼份子(尤其是舊台共)幾乎都以各自的餘生面對「忠誠」與「對過去的回歸」之間的複雜互動,並在這種互動中不斷付出各種代價。一定程度上,付出代價的他們有點像魯迅筆下的革命同路人葉遂甯和梭波裡:

凡有革命以前的幻想或理想的革命詩人,很可有碰死在自己所謳歌希望的現實上的運命;而現實的革命倘不粉碎了這類詩人的幻想或理想,則這革命也還是佈告上的空談。但葉遂寧和梭波裡是未可厚非的,他們先後給自己唱了挽歌,他們有真實。他們以自己的沉沒,證明著革命的前行。他們到底並不是旁觀者。(魯迅,〈在鐘樓上——夜記之二〉,《三閑集》)

如果他們終究和同路人的命運有所區別,那就在於:幾乎在革命尚未成功的地方與時刻,經歷過1930-1940年代的臺灣左翼份子便已經「以自己的沉沒」將自己同「旁觀者」區別開來,然而「旁觀者」往往不能從沉沒者的實踐中看見「革命的前行」。

現在和將來的我們又將以怎樣的方式「記起他們」和「再說他們」呢?

[注釋]

[1]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博士。

[2] 雖然台共直接支配了文協與農組,但台共並未完全掌控左翼的話語權。關鍵原因之一是來自台共右邊的臺灣民眾黨也出現了左傾的狀況。民眾黨的左傾與「大眾黨」運動有關。「大眾黨」運動始於是在日共秘密指導之下的合法左派政黨:勞働農民黨(1926-1928)。勞農黨的特色是追求被壓迫大眾的「共同戰線」(即統一戰線)。但由於共產國際對於這種「兩黨論」──共產黨為隱蔽的地下黨,並以某種統一戰線政黨為公開的組織──提出了嚴正批判,因此日共便在勞働農民黨遭到解散之後不再重新組建任何的「共同戰線黨」或「大眾黨」。然而「大眾黨」的思想卻被包含山川均(1880-1958)在內的其他日本左翼份子接了過去,於是就在勞働農民黨解散之後出現了「大眾黨」的組織運動。連溫卿主持文協時期和台共建黨初期都曾提出過「大眾黨」的思想,對於連而言,他的目標是以文協為基礎建設出一個公開合法的「大眾黨」;對於台共而言,則是希望建設出一個基於「兩黨論」的「大眾黨」。但由於連溫卿被逐出文協,加上日共本身也放棄了「兩黨論」,因此臺灣也出現了「大眾黨」思想被其他人接過去的狀況,而這個狀況就表現在民眾黨身上。無論如何,民眾黨並不想成為共產黨,卻出現了模仿日本本土的「大眾黨」運動的現象。因此民眾黨便在台共的右邊成為了一個略帶左翼色彩的臺灣版「大眾黨」。本研究雖不擬將民眾黨當成臺灣左翼的一部分而納入研究範圍,但民眾黨在其末期所曾出現的左傾現象卻是必先交代的歷史問題。關於以上歷史問題請參見:邱士傑,〈一九二零年代臺灣社會運動中的「大眾黨」問題〉,收入若林正丈、松永正義與薛化元編,《跨域青年學者臺灣史研究續集》(臺北:稻鄉出版社,2009)。

[3] 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編,《臺灣社會運動史》,第3卷「共產主義運動」(臺北:創造出版社,1989),頁192。

[4] 1932年3月4日,翁澤生在上海被捕;1933年9月7日,楊春松亦被捕於上海。參見:「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4013185800、日本共産黨関係雑件/臺灣共産黨関係(I-4-5-2-3_11)(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5] 被捕後獄死(含保釋後過世者)的台共黨員名單如下:劉纘周、陳結、謝祈年、吳拱照、洪朝宗、張茂良、翁澤生、陳神助、王細松、陳來旺。參見:謝雪紅口述、楊克煌筆錄、楊翠華編,《我的半生記》(臺北:楊翠華,2004),頁248;楊克煌著、楊翠華整理,《我的回憶》(臺北:楊翠華,2005),頁135-137;黃榮洛,〈斯文有禮豪情客——抗日烈士吳拱照〉,《渡台悲歌:臺灣的開拓與抗爭史話》(臺北:台原出版社,1989);〈革命先烈留芳萬年〉,《人民導報》,1946年6月3日,第2版;蔡前[蔡孝乾],《日本帝國主義的殖民地──臺灣》(出版地不詳:新華書店,1942),頁42;《臺灣日日新報》,1933年7月25日,第08版。

[6] 佐野與鍋山的轉向聲明收錄於:司法省刑事局思想部,司法省刑事局譯,《思想研究資料》,第36輯「緊迫せる内外の情勢と日本民族及び其勞働者階級 : 戰争及び内部改革の接近を前にしてコミンターン及び日本共産黨を自己批判する」(東京:司法省刑事局,1933)。對於臺灣當時的左翼份子來說,佐野和鍋山可能是會讓他們感到親近的人物。1923年上半年,東京的《臺灣》雜誌曾有前後三期發表了佐野學關於殖民地解放的論文。分別是〈關於將來的殖民政策〉、〈幫助臺灣議會的設置!〉、以及〈弱小民族解放論──社會主義和民族運動〉。除此之外,佐野也還曾在臺灣最早的左翼刊物《平平旬刊》上發表文章〈過上海〉。鍋山貞親則曾在台共建黨之前親自前往上海指導,但因接到返日協助選舉的命令,最終未能參與台共建黨會議。参见:佐野學,〈將來の殖民政策について〉,《台灣》第4年第1號(1923,東京);佐野學,〈台灣議會の設置を助けよ〉,《台灣》第4年第3號(1923,東京);佐野學,〈弱小民族解放論──社會主義和民族運動〉,《台灣》第4年第6號(1923,東京);佐野學,〈過上海〉,《平平旬刊》(上海),1924年);谢雪红口述、杨克煌笔录、杨翠华编,《我的半生记》,页249-260。

[7] 高畠通敏,〈一国社会主義者――佐野学.鍋山貞親〉,收入思想の科学硏究会編,《共同硏究:転向》,上(東京:平凡社,1960),頁164。

[8] 藤田省三,〈昭和八年を中心とする転向の状況〉,《共同硏究:転向》,上,頁33-65。

[9] 鶴見俊輔著、邱振瑞譯,《戰爭時期日本精神史》(臺北:行人出版社,2008),頁24-25。

[10] 鶴見俊輔著、邱振瑞譯,《戰爭時期日本精神史》,頁25。

[11] 由於基層黨員轉向人數較多,因此當局認為台共公審的過程中可能會出現(拒絕轉向的)黨幹部和(轉向的)基層黨員之間的「理論鬥爭」(福本和夫術語)。但根據目前可見的台共成員回憶錄,當局所預估的「理論鬥爭」沒有發生。

[12] 《詹以昌回憶錄》(手稿)。

[13] 〈台共公判審問潘欽信〉,《台灣日日新報》,1934年4月3日,第04版;〈台灣共產黨公判潘欽信不應審理,古屋辯護士勸不聴命退廷〉,《台灣日日新報》,1934年4月3日,第08版;〈潘欽信緘默不言再審理照實自供,心境依然不肯轉向〉,《台灣日日新報》,1934年5月10日,第08版;〈共産黨求刑廿五朝在台北法廷謝氏阿女潘欽信最重〉,《台灣日日新報》,1934年5月26日,第04版;〈謝氏阿女の陳述で嚴肅な訟廷に笑聲.古屋辯護士の辯論台共續行公判〉,《台灣日日新報夕刊》,1934年5月27日,第02版;〈台灣共產黨事件覆審最後判決謝氏阿女潘欽信,各懲役十三年〉,《台灣日日新報》,1934年12月1日,第04版。

[14] 台共內部對於古屋律師的評價似乎比較兩極。楊克煌與詹以昌採取批評的角度,認為古屋不過是一個社會民主主義的律師,不能像佈施辰治(1880-1953)那樣在法庭上協助共產黨員進行獄中鬥爭。但楊春松對於古屋卻有不錯的評價。分別參見:楊克煌著、楊翠華整理,《我的回憶》,頁150;楊國光,《一個臺灣人的軌跡》(臺北:人間出版社,2001),頁73-80。

[15] 謝雪紅口述、楊克煌筆錄、楊翠華編,《我的半生記》,頁149。

[16] 胡治安,《統戰秘辛:我所認識的民主人士》(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2010),頁190。

[17] 〈台共公判.蘇新答辯〉,《台灣日日新報》,1934年04月06日,第08版。

[18] 〈前後二日間審理台共領袖蘇新〉,《台灣日日新報》,1934年04月08日,第08版;〈二日間に亙って巨頭蘇新の審理.台共事件分離公判〉,《台灣日日新報》,1934年04月08日,第02版。

[19] 蘇新,《未歸的台共鬥魂:蘇新自傳與文集》(臺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1993),頁53-54。

[20] 〈台共公判.蘇新答辯〉,《台灣日日新報》,1934年04月06日,第08版;〈うつむき勝ちに小聲で答辯蘇新の分離公判〉,《台灣日日新報》,1934年04月06日,第02版。

[21] 〈蘇新は轉向せず補足的審理〉,《台灣日日新報》,1934年04月08日,第07版。

[22] 〈前後二日間審理台共領袖蘇新〉,《台灣日日新報》,1934年04月08日,第08版。

[23] 蘇新,《未歸的台共鬥魂:蘇新自傳與文集》,頁54-55。

[24] 參見以下的「轉向」報導:〈幹部四名を除き他は殆んど轉向台共第一囘公判を前に〉,《台灣日日新報》,1934年3月24日,第07版;〈妻の純愛により檢擧前旣に轉向林日高の單獨審理始まる台共公判第二日〉,《台灣日日新報》,1934年3月28日,第02版;〈共黨主幹林日高因思想急速轉換法廷爲之先行審問〉,《台灣日日新報》,1934年3月28日,第04版;〈けふ公判の王萬得は轉向.聲明書を裁判長に提出〉,《台灣日日新報》,1934年4月12日,第07版;〈台共公判蕭來福答辯完全無信念〉,《台灣日日新報》,1934年4月12日,第08版;〈台共公判王萬得轉換提出聲明書〉,《台灣日日新報》,1934年4月13日,第04版;〈台共陳德興誓與共黨斷絕關係〉,《台灣日日新報》,1934年4月26日,第08版;〈之も轉向楊克煌の公判〉,《台灣日日新報》,1934年4月27日,第02版;〈台共公判莊守轉向を誓ふ〉,《台灣日日新報》,1934年4月29日,第02版;〈台共公判被告莊守誓欲斷絕關係〉,《台灣日日新報》,1934年4月29日,第12版;〈前非を悔い轉向を誓ふ.台共、簡氏娥の公判〉,《台灣日日新報》,1934年5月3日,第02版;〈台共公判簡氏娥悔過誓欲轉向〉,《台灣日日新報》,1934年5月3日,第08版;〈本刊.台共控訴.第二回公判.皆立誓轉向〉,《台灣日日新報》,1934年11月14日,第04版〈本刊.潘欽信亦自白,白誓轉向.謝阿女立誓轉向〉,《台灣日日新報》,1934年11月11日,第04版;〈轉向陳夫婦に情味ある判決.妻の玉蘭は出所出來る〉,《台灣日日新報》,1935年5月1日,第07版;〈本刊.台灣共產黨陡立役者,獄窓に《時代の更生》.潘欽信が轉向手記を提出〉,《台灣日日新報》,1938年02月08日,第07版

[25] 《詹以昌回憶錄》(手稿)。

[26] 殖民者的蔑視還能從審判者把受審黨員當成無知小孩而知其一二。據詹以昌回憶:「大家進入法庭,系身的繩子和手銬都被解開,唯獨謝雪紅一人進來時大喊起來:『補繩!補繩!』因常未被解去以示抗議。這時裁判長宮原,以他固有的中性聲帶發出似哄小孩的柔軟聲音叫:『阿女,静かにしろ』(雪紅!安靜下吧!)」參見:《詹以昌回憶錄》(手稿)。謝雪紅的抗議行動還可參見《台灣日日新報》當時的報導:〈謝氏阿女、女だてらの戰術も見事破れて平穏に審理被告四十五名ずらり台共公判開く物々しこの日の警戒〉,《台灣日日新報夕刊》,1934年3月27日,第02版。

[27] 〈東京二日發.陳來旺には前審通り求刑.非轉向派の審理〉,《台灣日日新報》,1934年5月3日,第07版。

[28] 〈陳來旺に懲役六年非轉向派に判決言渡〉,《台灣日日新報》,1934年05月15日,第02版;〈十四日東京電.非轉向派陳來時旺判決〉,《台灣日日新報》,1934年05月15日,第08版。

[29] 謝雪紅口述、楊克煌筆錄、楊翠華編,《我的半生記》,頁248。

[30] 《詹以昌回憶錄》(手稿)。

[31] しまねきよし,〈偽装転向について——神山茂夫〉,收入思想の科学研究会編,《共同研究:転向》,下卷(東京:平凡社,1962),頁331-346。

[32] 〈台共求刑中村檢察官論告要旨〉,《台灣日日新報》,1934年05月26日,第08版。

[33] 〈台共の判決言渡早くて七月初め轉向者に對しても假借なく斷罪せん〉,《台灣日日新報》,1934年06月07日,第02版。

[34] 〈台共求刑中村檢察官論告要旨〉,《台灣日日新報》,1934年05月26日,第08版。

[35] 〈本刊.台灣共產黨陡立役者,獄窓に《時代の更生》.潘欽信が轉向手記を提出〉,第07版。

[36] 楊渡,《簡吉:台灣農民運動史詩》(臺北:南方家園出版社,2009),頁219-221。

[37] 楊渡,《簡吉:臺灣農民運動史詩》,頁227-228。

[38] 林友彥,〈林田烈的革命一生〉,收入上海市臺灣同胞聯誼會編,《滬上臺灣人》,1(上海:上海市臺灣同胞聯誼會,2008),頁130。

[39] 楊國光,《一個臺灣人的軌跡》。

[40] 楊克煌著、楊翠華整理,《我的回憶》,頁184。

[41] 楊克煌著、楊翠華整理,《我的回憶》,頁184。

[42] 楊渡,《簡吉:臺灣農民運動史詩》,頁139-140。

[43] 楊渡,《簡吉:臺灣農民運動史詩》,頁234-235。謝雪紅與楊克煌等人遭監視的狀況則可參見:楊克煌著、楊翠華整理,《我的回憶》,頁191。

[44] 並可參見蘇新關於戰時日本當局禁止集會、監視(前)革命份子,以及發佈「預防監禁法」等高壓措施的回憶。見:蘇新,《未歸的台共鬥魂:蘇新自傳與文集》,頁58。

[45] 簡吉出獄之後被任命為皇民奉公會的書記就是當局利用左派抗日份子為統治招牌的一個例子。

[46] 楊克煌著、楊翠華整理,《我的回憶》,頁200-202。

[47] 〈王萬得回憶錄〉,轉引自徐康與吳藝煤,《臺灣共產黨抗日史實》(臺北:華品文創,2015),頁328。此書為臺灣民主自治同盟所編,引用了包含〈王萬得回憶錄〉在內的許多臺盟內部材料,值得參考。楊克煌回憶錄對王萬得在會上的表現反而抱以負面評價。參見楊克煌著、楊翠華整理,《我的回憶》,頁200-202。

[48] 蘇新,《未歸的台共鬥魂:蘇新自傳與文集》,頁58。

[49] 蘇新,《未歸的台共鬥魂:蘇新自傳與文集》,頁57。

[50] 即:蘇新,《戰時下に於ける養兎の理論と実際》(台北:台灣藝術社,1944)。

[51] 蘇新,《未歸的台共鬥魂:蘇新自傳與文集》,頁59-60。

[52] 林書揚,《林書揚文集:回首海天相接處》,第1卷「歷史與人物」(臺北:人間出版社,2010),頁77-80。

[53] 這部教科書的特點是試圖「把蘇聯的經濟法則加進政治經濟學中去研究」,但因蘇聯在1929年大規模農業集體化之後進入空前的經濟變革時期,這就導致這部教科書為了緊跟形勢而處於不斷改版和改寫的過程之中。該書在1927年發行初版之後(15000冊),旋即在1928年發行二版(15000冊)和三版(50000冊),並在1929年發行四版和五版。為了即時反映1929年後蘇聯經濟和路線的變化,1931年發行的第六版對內容進行了大調整,之後在1932年發行的第七版和第八版也持續調整內容。在東亞,拉-奧二氏教科書最早的譯本是留蘇學生陸一遠的1929年漢譯本,但只翻譯了上半部。下半部在1930年由周維渥所漢譯(北平東方書店版),並在1932年出現兩冊的合本(仍署名周維渥)。日譯本的出現略晚,分別由入江武一和荻野茂在1930年推出自己的全本日譯本。總的來說,上述譯本的內容大致相同,而且可以肯定這些譯本所根據的底本必然是俄文第六版之前的版本。然而目前很難確定這些譯本所具體根據的底本版次。一方面是因為缺乏可資比對的俄文原版書,另一方面則是這些譯本之間的差異並不足以支持任何關於版本先後的推論。(以上關於這部教科書的背景說明均引自筆者目前正在撰寫的博士論文。)

[54] 關於1930年代楊逵的歷程,可著重參見:黃惠禎,《左翼批判精神的鍛接:四○年代楊逵文學與思想的歷史研究》(臺北: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09)。

[55] 楊逵,〈解除「首陽」記〉,收入彭小妍編,《楊逵全集》,詩文卷下(臺北:國立文化資產保存硏究中心籌備處,1998),頁150。

[56] 楊逵,〈〈怒吼吧!中國〉後記〉,收錄於邱坤良,《人民難道沒錯嗎?: 《怒吼吧!中國!》:特列季亞科夫與梅耶荷德》(臺北:印刻出版,2013),頁747。

[57] 他的日本之行有日記傳世。見:連溫卿,〈連溫卿日記──一九三○年の三十三日間〉,《史苑》第39卷第1號(1978);連溫卿,〈連溫卿日記──一九三○年的三十三天──備忘錄(林勞歸[林書揚]譯)〉,《台灣風物》第36卷第1期(1986)。並請參見戴國輝的介紹:戴國煇,〈連溫卿の二つの日記,附錄於連溫卿日記──一九三○年の三十三日間〉,《史苑》第39卷第1號(1978)。

[58] 史可乘[連溫卿],〈人類之家.臺灣ESP學會〉,《臺北文物》第3卷第1期(1954),頁92-93

[59] 連溫卿,《臺灣政治運動史》(臺北:稻鄉出版社,1988),可參考本書所附連溫卿著作目錄。

[60] 盟軍開始空襲臺灣之後,左翼份子也作為普通民眾的一部份而開始躲避來自各地的爆擊。楊克煌寫於七十年代的回憶錄對美軍當時的空襲有頗為詳細地記載,反映了他對此事的深刻印象。參見:楊克煌著、楊翠華整理,《我的回憶》,頁203-210。

[61] 向井孝,《山鹿泰治.人とその生涯》(東京:青蛾房,1974),頁157-158。

[62] 張深切,《我與我的思想》(臺北:文經出版社有限公司,1998),頁260-262。

[63] 張深切,《我與我的思想》,頁262。

[64] 向井孝,《山鹿泰治.人とその生涯》,頁158-159。

[65] 救援委員會的相關史料集中收錄于陳映真編,《人間思想與創作叢刊》,2007夏季號「學習楊逵精神」(臺北:人間出版社,2007)。相關史實的辨析還可參見黃惠禎,《左翼批判精神的鍛接:四○年代楊逵文學與思想的歷史研究》,頁235-256。

[66] 楊逵,〈《第三代》及其他〉(曾健民譯),收錄于陳映真編,《人間思想與創作叢刊》,2007夏季號「學習楊逵精神」。

[67] 楊逵,〈六月十七日前後──紀念忠烈祠典禮〉(曾健民譯),收錄于陳映真編,《人間思想與創作叢刊》,2007夏季號「學習楊逵精神」。

[68] 蔣渭川〈臺灣省政治建設協會略記〉雲:「如有中傷臺灣省政治建設協會是共產黨,這也是冤天下之大枉。協會的幹部皆是忠實的國民黨員,內中雖有王萬得氏在日人時代因共產黨事件入獄,然已於在獄中完全根本轉向才得出獄,而自出獄後至光復以來,其所行為言動已無赤色思想,才有選其做協會的理事,本人也願以立誓。不過,協會設立的動機目的,為要養成國民黨員,受黨領導下之團體,因成立後之環境立場不能以全力專心為黨服務,僅有局部的協力而已,這是對黨不住的。渭川在三月五日已對長官及徐處長聲明,今後願將全力為黨服務,實踐與長官之誓約,完成防共之任務,這可證明絕無共產思想。」

[69] 黃惠禎,《左翼批判精神的鍛接:四○年代楊逵文學與思想的歷史研究》,頁235-237。

[70] 楊克煌著、楊翠華整理,《我的回憶》,頁236;蕭友山,《台灣解放運動の回顧》(台北:三民書局,1946)。

[71] 〈司法院院解字第3078號解釋文〉注意到臺灣人民在1945年的變局之中屬於被動的角色,而非主動的一方。假使1945年的臺灣光復是島內臺灣人民主動投諸大量努力之後取得的成果,說不定也能像當時的內地的漢奸審判那樣建立起適應於臺灣實際的正義標準,然後用這種標準對過去的殖民歷史展開清理與批判。竹內好對於日本人民未能按毛澤東的預測而親手終結侵略戰爭的遺憾,亦能適用於臺灣的場合。竹內說:

法西斯主義抖擻淫威,使我們耗盡了力量,而在朝鮮和中國,法西斯主義的淫威卻強化了抵抗的力量。因此,說是法西斯主義使人喪失了骨氣,這並不等於我們就可以解除掉道德上的責任。[1945年]八.一五的時候,假如[日本]有過樹立人民政府的宣言,即使是微弱的聲音,哪怕運動失敗了,我們也會減輕幾分今天的屈辱感,……作為抗日戰爭一定勝利的一個理由,雖然是個次要的理由,毛澤東曾經期待日本人民的抵抗會使戰爭以失敗而告終。毛澤東的戰爭理論是正確的,可是在這一點上,他犯了過高估計的錯誤,而未能洞察日本法西斯統治的實際狀態。毛澤東是外國人,他估計錯了也是沒有辦法的事,可是,戰爭末期住在延安的野阪參三也曾持有樂觀的看法。甘薩爾·斯坦因的《紅色中國的挑戰》(很遺憾這本書還沒有譯成日文)中對此有所記載。這種樂觀論與波茨坦革命的挫折有關,這是不能否定的,而使八.一五以屈辱的事件而告終恐怕也和這個樂觀論並非無緣。

參見:竹內好,〈屈辱的事件〉,收錄於竹內好著,李冬木、趙京華、孫歌譯,《近代的超克》(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5),頁226。

[72] 關於臺灣省工委入台的細節,可參見蔡孝乾〈詢問筆錄〉(1950.8.29);關於謝雪紅等人要求入黨的細節,可參見楊克煌著、楊翠華整理,《我的回憶》,頁241-253。

[73] 蘇新,《未歸的台共鬥魂:蘇新自傳與文集》,頁194-195。

[74] 藍博洲,〈楊逵與中共臺灣地下黨的關係初探〉,《批判與再造》第12期(2005)。

[75] 〈全省匪黨組織瓦解.蔡孝乾陳澤民等告黨徒,希望大家立刻自首〉,《中央日報》(臺北),1950年5/14,第四版。

[76] 1920年代的台共曾先後提出「一九二七年綱領」與「一九三一年綱領」,前一綱領並不重視原住民的工作,後一綱領則伴隨著霧社事件的爆發而強調在原住民中開展工作的必要性。戰後最早進入原住民部落調查的老台共是王萬得,但真正落實原住民組織工作的卻是加入中共地下黨的簡吉。

[77] 值得一提的是,蔡孝乾逃亡期間曾經提供協助的黨員周永富堅持認為蔡孝乾並未「轉向」叛變。可參見:周永富,《自傳》手稿(1995年2月版)。

[78] 參見:藍博洲,《台共黨人的悲歌》(臺北:臺灣人民出版社,2012)。

[79] 毛一波,〈哀悼連溫卿先生〉,《臺灣風物》第7卷第6期(1957),頁1-2。

[80] 即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編,《臺灣省通志稿》,第四卷「經濟志.綜說篇」(臺北: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81] 臺灣省議會秘書處編,《臺灣省議會公報》,第4卷第8期(南投:臺灣省議會秘書處,1960),頁370。對於此事的相關報導還可參見:〈台省文獻會近期將改組。省府派員調查弊端〉,《聯合報》,1960年12月15日,第2版;〈發表伏法匪諜作品省文獻會為匪攻目.陳愷昨在議會猛烈抨擊〉,《臺灣民聲日報》,1960年12月15日,第2版。《臺灣民聲日報》將陳愷的質詢改寫如下,報導內容最為離奇:「四十八年該會某編纂主編之風物志登載『追思』一文,系伏法匪諜連溫卿作品,顯然有為匪張目之嫌。」連溫卿在世之時既未被當成「匪諜」、亦未「伏法」,該文也不是他寫的。

[82] 汪暉,〈兩岸歷史中的失蹤者──《台共黨人的悲歌》與臺灣的歷史記憶〉,「人文與社會」網,http://wen.org.cn/modules/article/view.article.php/4141,擷取於2016/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