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士杰:试论1920年代后期台湾抗日运动的左右分化――以台共党内斗争为线索的考察

邱士杰(2019)。〈試論1920年代後期台灣抗日運動的左右分化:以台共黨內鬥爭為線索的考察〉,《台灣研究集刊》2019年第4期(總第164期),頁85-95。本文初稿以〈左翼之間的競逐──重探1920年代台共黨內爭論〉為題宣讀於中國社會科學院台灣史研究中心、中華全國台灣同胞聯誼會研究室、貴州省台灣同胞聯誼會、遵義師範學院主辦「台灣歷史與兩岸關係國際學術研討會」(2017年10月14日-15日)。

摘要

存在于1928至1931年间的台湾共产党是日据时期台湾抗日运动和中国革命相接轨的象征,也是马克思主义者在台湾首次的政治集结。虽然台共史可供讨论的议题甚多,但台湾岛内历史学界关注最多的却是台共瓦解前夕不断激化的党内斗争,并将台共党内斗争简化成岛外左倾路线尤其是中共左倾路线及其台湾代理人造成的后果。本文则认为日共是左倾路线从岛外传入岛内的关键源头,而且岛外左倾路线除了影响台共,更意外使1927年后出现左右分化的岛内各抗日团体也向左倾斜或更倾斜,进而让不能公开活动的台共感到竞争压力,不得不以“左上加左”的姿态争夺社会运动的领导权。但由于党内成员无法形成一致的态度去回应竞争压力带来的困境,遂诱发党内冲突,并埋下台共瓦解的内因。

关键词:台湾共产党 统一战线 左倾路线 左翼间的竞争压力 台湾民众党

引言

台湾共产党在1930-1931年间不断激化的党内斗争是日据时期台湾社会运动史的重大问题,也是1920年代中后期东亚各地共产主义运动出现左倾问题的典型之一。既有研究[1]对台共党内斗争的解释大致着眼宏观和微观两方面。宏观解释认为1928年共产国际六大开始的左倾路线经由中共左倾路线(特别是1930年立三路线)的媒介而影响到台共党内,进而分化出以翁泽生(1903-1939,烈士,第一个列入《中共党史人物传》的台共人物)为代表的左倾激进派和谢雪红(1901-1970)为代表的保守稳健派,于是爆发党内斗争。由于台共当时的左倾路线在日后评为错误,因此谢雪红往往被相应赋予较正面的评价。微观解释则暗示党内斗争源自翁泽生对谢雪红的“夺权阴谋”或“挟怨报复”,进而结合宏观视角,推导出“翁泽生对谢雪红”=“外来势力对本土路线”=“中共对日共”=“亲华对亲日”=“左倾过激对保守稳健”=“错误对正确”的一系列二元对立。[2]

无论是宏观解释还是微观解释,都预设台共岛内机关因为1920年代末期不断升级的岛内政治高压而面临发展困境,而且预设当时只有领导岛内机关的谢雪红客观认识困境的存在并制定适当的运动方针。这样的预设也往往为陈芳明为代表的分离主义论者所支持。因为,如果不预设政治高压的决定性,就不能衬托左倾路线和岛外翁泽生的冒进,不能将谢雪红塑造为坚持某种“自主”立场的人物,于是不能通过“贬翁”和“褒谢”来“以古讽今”。

用陈映真的话来说,陈芳明论述的核心乃是“把台共的内在矛盾和最后的终结﹐主观任意地‘书写’成‘左’倾的中共派……与‘正确’的﹑服从第三国际路线的谢雪红……之间的夺权斗争」(陈映真《驳陈芳明再论殖民主义的双重作用》)。虽然陈映真首先意识到陈芳明诠释的台共史「站不住脚」并率先提出批判,但陈映真批判陈芳明(2000年前后)的方式主要是揭露陈芳明的推理缺乏国际共运史常识,进而否定陈芳明的结论。至于当时的台共、日共、中共,以及共产国际之间具体互动的史实,以及台共党内斗争的具体内容和因果,并未深究的陈映真留下了大片值得补完的空白。

填补陈映真留下的空白是本文的目的之一。本文将指出:既有研究所强调的总督府高压政治虽然确实存在,但岛内抗日运动在1927年后特殊的左右分化格局也是影响台共分裂的困境之一。困境和困境层层叠加,构成了台共面临的特殊的重层困境。重层困境的背景源于共产国际、中国革命,以及日本社会运动共同形成的左翼革命氛围。这样的氛围让岛内左派视为右派的某些力量(比方台湾民众党)也在左派之外出现左倾志向,进而让台共感受到竞争压力。于是岛内的左右对立也同时表现为“这种左派”与“那种左派”争夺抗日运动领导权的竞争。竞争压力不但是左倾路线和翁泽生从岛外发动干预时依托的客观依据,也是谢雪红遭党员指责作为有限进而引发不满的主要原因。当岛外的路线干预和岛内的党员不满相结合,就在1930年底转为激化的党内斗争,并以台共的组织分裂作为台共瓦解之际的最终姿态。为了对上述论点提出证明,《台湾总督府警察沿革志第二篇.领台以后的治安状况(中卷).台湾社会运动史》(以下简称《台湾社会运动史》)、日本外务省秘藏的台共建党档案,以及俄罗斯国家社会档案馆所藏的共产国际台湾档案(部分尚未公开出版),将会是本文着重采用的史料。

一、台湾抗日运动的左右分裂和台共“1928年纲领”的统一战线论

1920年代台湾抗日运动的左右分裂始于1927年:一方面是左倾化的台湾文化协会,另一方面则是旧文协中派和右派组成的台湾民众党。为了团结力量,左右两派首先采取的态度是尽可能重新合作,并在1928年2月1日召开“反对压制政治协议会”。[3]然而,左右派无法就联合方式达成共识,会议于是流产。[4]

也许因为当时的台湾抗日运动圈普遍希望左右重新统一,因此1928年4月15日建党于上海的台湾共产党也在第一份纲领即“1928年纲领”突出统一战线的重要性,并援引当时已为中共放弃的“国民革命”口号来描述台湾的革命性质。纲领一方面探讨岛内既存的抗日团体能否利用,另一方面则评估有无必要成立新的群众组织。在“既存”与“另建”两种打算中,“1928年纲领”分别从三个方面展开台共的统一战线论。

首先是台共对于台湾民众党所应采取的态度。“1928年纲领”将台湾的资产阶级区分为反动与进步两种,并将民众党视为“进步的资产阶级”。纲领认为“进步的资产阶级”愿意反对日本垄断资本,也有民族主义立场,因此“至今仍怀有革命性倾向。”[5]此番见解基本符合共产国际“六大”前的统一战线观点。一篇收藏在共产国际台湾档案的文稿《日本帝国主义枷锁下的台湾》就曾肯定台湾资产阶级有相当部分确实参与台湾的民族解放运动( the considerable part of the bourgeoisie can take part in this movement, and, in fact, take part.),并主张应该要通过反帝民族统一战线来组织他们。

其次是工会战术。台湾岛内最早成立的全岛性工会组织是民众党领导的台湾工友总联盟(1928年2月创立)。为了对抗民众党,连温卿要求文协尽速成立左派领导的全岛性“台湾总工会”,进而造成左翼总工会与右翼总工会(即工友总联盟)相对立的局面。[7]虽然“1928年纲领”不反对左派组成总工会,却更强调“左右翼工会的统一”,[8]显然希望争取工友总联盟及其影响的工人。基于这样的目标,“1928年纲领”反对人为制造不同工会间的左右对立,并批评连温卿的主张延续了日共领导人福本和夫(1894-1983)反对统一战线、迷信理论斗争、宗派主义浓厚的政治路线,即当时所称的“福本主义”。由于强调优先组织左派工会的连温卿几乎翻版这种路线,因此,他也被纲领视为福本主义者。[9]――不过,“1928年纲领”并没有将连温卿当成敌人。[10]

也许因为“1928年纲领”强调“左右翼工会的统一”,因此同年6月召开的台湾总工会筹备会议出现反对组织台湾总工会的声音。这些反对者主张成立以左右派工会的联合为目标的“全岛劳动运动统一同盟”,并获大会通过。[11]

其三是大众党战术。大众党是日本传到台湾的词汇,指的是以跨阶级统一战线(当时日本称为“共同战线”)为自身内容的合法左翼政党,也就是当时日本所称的“无产政党”。1920年代的日本曾先后出现许多自诩大众党的无产政党。其中,“劳动农民党”(1926-1928)由当时仍是地下党的日本共产党所秘密领导,进而形成了工人党(日共)与大众党(劳动农民党)两党相搭配的局面。[12]当时领导日共的市川正一(1892-1945)将这种局面称为“两党论”。[13]一定程度上,大革命时期中共和国民党之间的关系也是两党论,只不过日共和劳农党之间的“地下党指导公开党”的关系不存在于国共之间。

根据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秘密结社台湾共产党检举之概要》(1928.5.26)所收录的《台湾共产党成立大会记录》,大众党战术是台共“一大”争论最多的问题。大会纪录显示与会代表提出A、B两种提案。“A案”主张以“文协、左派工会农会及右派的进步份子”组织大众党;“B案”则是既赞同“A案”但又则认为要透过“工会、文协、农民组合的进步份子”来组织。两案差异虽然不大,“A案”却突出了争取“右派的进步份子”的可能性。然而“右派的进步份子”的具体所指为何?依据《台湾社会运动史》所提供的分析,“A案”所说的“右派的进步份子”应该就是指台湾民众党。[14]

大众党战术是指导会议的中共中央代表――化名为“彭荣”的任弼时(1904-1950)――参与最深的议题。[15]根据《秘密结社台湾共产党检举之概要》,任弼时对于“1928年纲领”的意见不多,但大众党战术是少数的例外,他提出了折衷两案的“〔中共〕中央案”。也就是《台湾社会运动史》所说的“以文化协会、农民组合为中心,将积极份子揪合于文化协会,经一定时期后将文化协会改组为大众党”。“中央案”最终以五票赞成及两票反对而通过,并在《组织大纲议决案》、《政治大纲草案》,以及《妇女问题议决案》分别提出落实大众党战术的细则。[16]

总的来说,“1928年纲领”的统一战线论可以概括为三方面:(1)以文协为基础组建“大众党”、(2)协调“民众党”,以及(3)“联合左右派工会”。这三方面的设想可说将当时所有建立统一战线的可能性都囊括于内,不可说不细致。讽刺的是,1928年7至9月的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的新路线却让上述设想转眼成为过往云烟。

二、日共和林木顺对“1928年纲领”统一战线论的批判

国际六大的新路线源于1927年前后分别在欧亚两端出现的革命挫败。由于挫败被归因于先前实施的各种统一战线战术,因此国际六大开始强调全球共产党不但不能与社会民主党合作,还要打击同样也有工人阶级基础的社民党。此外,国际六大还判断全球资本主义已进入行将崩溃的“第三时期”,各国党必须在革命高潮来临之际紧握领导权,因此国际命令各国共产党立刻放弃形形色色的两党论,以避免产生任何可能同社民党混同的政党从而削弱共产党对群众的领导。[17]自此之后,原来被视为工人阶级右翼的社民党开始被当成资产阶级左翼,共产国际也从统一战线时期进入了所谓“(工人)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左倾时代。

既有研究往往把1930年6月到9月中共左倾的“立三路线”视为国际六大左倾路线延伸到台湾的桥梁,但这种观点忽视了日本共产党才是最早把左倾路线引向台湾的媒介。本来日共在国际六大之前规划在劳动农民党的掩护下参与1928年2月日本首次举行的男性普选。但因劳动农民党在“3.15”事件(日本警特针对日共成员的大检举)之后遭到强行解散,劫后余生的日共便产生是否重建劳动农民党的讨论。但因国际六大强烈批判两党论,加上与日共渐行渐远的山川均及其“劳农派”另外组建合法倾向更重之“无产大众党”(这是日本第一个把“大众党”写入党名的大众党),日共便立刻放弃两党论并要求党通过非合法斗争而直接面对“大众”和争取“大众”。[18]如此一来,各种企图重建合法大众党的派系开始被日共蔑称为“左翼”或“右翼”的“社会民主主义”,并将彼此间的关系上升为敌我矛盾。比方,劳农派就成为了日共在共产国际“六大”路线之下所决意打击的“左翼社会民主主义者”。

在国际六大左倾路线的延伸线上,日共开始批判台共。首先,日共领导人市川正一在1928年11月撰写的〈台湾的党组织活动方针及其组织状态〉指责台共纵容各种群众组织把大众党战术当成热议的未来目标,并指出大众党战术很可能误导群众投向民众党的怀抱。[19]其次,日共中央在1928年11月和1929年2月先后发出两份指令,要求谢雪红领导的台共岛内机关立刻放弃“联合左右派工会”的方针。[20]

通过以上批判,台共“1928年纲领”围绕着大众党、工会,以及民众党而构筑的统一战线论遭到日共中央毫不留情的全面否定。虽然日共中央对台共的批判几乎为既有研究所淡化或忽略,但日共中央所指出的缺点实际上就是谢雪红在后续的台共党内斗争遭到批判的理由。就此而言,把台共党内斗争归因于中共左倾错误显然容易忽略日共中央与台共党内斗争的因果关系。

台共建党之后在上海和东京之间进行交通的林木顺可能是最早感知到日共中央批判态度的党员。林木顺在1928年11月26日写给中共中央的内部报告《台湾共产党组织的经过和现状》直言批判民众党“公然反对阶级斗争”、“与日本帝国主义封建势力更密切地妥协起来”,并指责“台湾资产阶级不但不能领导革命,并且渐次的起来开始反革命的工作了。”[21]然而,当时的林木顺显然还不知道日共中央也反对台共的工会战术和大众党战术,因此他的报告不但继续强调“统一工会”(统一左右派工会),也再次申明大众党战术的目标――“以工农为中心去吸收革命的贫苦劳动群众(трудящиеся массы) 结成一大反抗势力的革命同盟。目前须利用‘文协’以工农为中心去组织各阶级的政治联盟群众党,变为共产党公然的活动舞台。”[22]

实际上,最终向台共岛内机关贯彻日共中央指令的就是林木顺。由于谢雪红认为碍难依照1929年日共中央2月指令推动新的工会战术,[23]林木顺便于同年3月及4月依据该指令而在日共主办的《马克思主义》(マルクス主义)杂志发表两篇论文,公开批判台共岛内机关:(一)不能盲目指望左右派的工会统一起来,(二)必须批判最早提出左派总工会口号的“左翼社会民主主义者”连温卿并把这个口号夺到台共手中,(三)必须批判当时领导着右派总工会――工友总联盟――的蒋渭水和台湾民众党领导,并将他们视为没有调和余地的“右翼社会民主主义者”。[24]

从后见之明来说,林木顺聚焦的工会战术乃是共产国际直到1931年台共瓦解之际都仍然关心的问题。[25]因此林木顺从工会战术发难也符合国际优先关注工人运动的立场。但无论是“左右派工会的统一”还是“优先组织左派总工会”,其实都未能在台共瓦解前实现,因此终究是两种纸上谈兵之间的争论。

尽管是纸上谈兵,林木顺却通过公开批判而传达日共中央的观点,并让台共党员知道谢雪红领导的岛内机关“犯了错误”与“错在何处”。因此,当翁泽生在1930-1931年间成为批判谢雪红的主将,林木顺的公开批判就成为他回溯自身立场的原点,并批判岛内机关长达一年无视林木顺的批判(“more than one year later, no solution was made of this question by the opportunist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Formosan Party.”)。[26]因为,对他而言的谢雪红批判并非始于1930-1931年,而是始于1928年底至1929年初发动批判的日共和林木顺。这才是当时台共党员所看见的台共党内斗争的起点。

由于林木顺实际上是发动台共党内斗争的第一人,因此不难理解为何以陈芳明为代表的研究者努力淡化林木顺对谢雪红的批判――因为只有淡化了林木顺批判谢雪红的事实,才能突出翁泽生接着展开的批判。陈芳明《谢雪红评传》把林木顺在日共《马克思主义》杂志发表的第二篇文章误读成林木顺不再坚持优先结成左派总工会,并认为林木顺的不再坚持说明了他“尊重”岛内“中央”的“权威”。[27]这样的误读显然不能解释林木顺的同一篇文章为何以严厉口吻批判岛内台共机关“隐匿自己的错误而在大众面前虚张声势。”实际上,当时的林木顺认为指令必须来自日共中央而非岛内机关,即林木顺写给中共中央的报告所说的“台湾中央设一个秘书局,以负领导党的平常活动。重要的政治问题,由东京的中央代表和日本中央解决。听从东京的命令。”[28]如果不能理解这样的领导关系,就无法解释林木顺为何曾以“台湾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名义向岛内发出《农民问题对策》之指令(1928年10月),而这样的行动无论如何都不能从“尊重”岛内机关意见而获得解释。[29]

三、国际左倾路线和台湾民众党的左倾

就在林木顺要求台共岛内机关向左倾斜的1929年,民众党也发生了既有研究鲜少深描的左倾化。既有研究往往预设“国际-中共-台共”因为层层隶属的指导关系而使顶层的路线偏差自然流溢到基层。因此国际六大后的左倾路线经常被视为台共爆发党内斗争的远因,而中共随后的左倾路线则被看作台共党内斗争的近因。尽管这种解释广为既有研究所接受,实际上等于将国际的影响缩限在支部、支部的支部,以及无尽的组织延长线上解释,因而无法看到国际对共产党外的左翼的影响。――就此而言,台湾民众党的日渐左倾和台共为此感受到的竞争压力,恰好能对此种解释提出反例。

众所周知,民众党是1927年文协左右分裂之后蒋渭水率领文协中派和右派成立的组织,并以国共合作时期的国民党以及后来的国民党左派作为模仿对象。但由于日本各种(非日共的)党外左派也自主组起各种大众党并活跃于日本政坛,便促使民众党在模仿国民党之外也模仿日本左派。于是。1929年底的民众党“三大”秘密颁布大会宣言(写于同年10月17日),宣示民众党应“成为代表台湾民众利益的大众政党”,并将大众党的方向视为“本党唯一的希望。”[30]

在1929年决定让民众党模仿日本左派并不是容易的选择。首先,同年初的“2.12”事件逮捕了以农组为主的许多左翼份子,随后日本本土发生的“4.16”事件进一步检举了日本共产党的许多重要干部,连带导致台共东京特别支部整体送入狱中。[31]由于日本当局强行检肃各种左派特别是日共,因此共产国际从林日高、潘钦信、陈德兴、翁泽生等台共党员那里获得的报告无一例外强调1928-1929年间的岛内阶级斗争形势因为严重镇压(heavy suppression)而停滞(standstill / Застой)、停止(suspended / замерла)、低潮(depressing)、被吓倒(запугано)等状态,而且台共岛内机关的许多工作也因此解消(many works were liquidated)。[32]――正因如此,作为合法政党的民众党在低迷的政治气氛中向左靠拢不但是艰难的选择,也向非合法的台共挑战其左翼运动领导权。

1930年,民众党内右派和领导党左倾的蒋渭水决裂,脱党另组右倾保守路线的“台湾地方自治联盟”。[33]民众党内部发生的左右分裂正是民众党日渐左倾的后果和明证。1930年7月,蒋渭水在〈十年后的解放运动-希望与展望-〉公开发表左倾言论,强调“是要走非群众性的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群众性的非资本主义道路”,将是台湾社会运动的“分歧点”。而他支持后者。[34]蒋渭水弥留之际(1931年8月)的遗言更是激进:“台湾社会运动确已进入第三期了,无产阶级的胜利,迫在眼前,凡吾青年同志务要极力奋斗,而旧同志需加倍团结,积极的援助青年同志,力求同胞的解放啊!”[35]

当蒋渭水将布哈林为国际六大提出的“第三时期”理论写入自己的遗言,便可清楚看见他从党外左派的立场自主呼应国际路线,也可想见“第三时期”理论如何因为1929年开始的世界经济恐慌而获得党外左派也愿追随的实证。蒋渭水和民众党的左倾历程表明:只要同样感染到革命形势和经济恐慌共同塑造的紧迫氛围,共产党以外的组织也可能左倾而变成党外左派。如果一定要说国际六大的左倾路线影响了台湾共产党,则台共绝对不是唯一受到影响的抗日组织。

然而,当左倾不再是台共的专利,台共就必然从党外左派感受到竞争压力,也必须解除竞争压力。为了解除党外左派的竞争压力,台共曾先后获得三次代表性的经验。(1)第一次经验来自农民组合。也就是台共岛内机关在农组内部成立党所领导的小团体,进而使农组得到党的实质吸收;然而这个小团体对党的存在秘而不宣,因而参与这个小团体也不等于参加党。[36](2)第二次经验则来自文协。也就是岛内机关基于日共中央和林木顺的指示,区别对待连温卿和他所领导的文协,并通过文协内部的台共党团而在1929年底的文协“三大”上公开驱逐连温卿势力,使文协成为台共秘密领导的群众团体。[37]不过,台共对文协的领导只能算是形式吸收。首先,台共典型挪用了国际六大左倾路线“反对社会民主党”的设想,因而把原本要团结的连温卿当成敌人赶了出去。其次,“三大”意外出现改造文协成为大众党的提案而且台共党团完全无法阻止其通过,因此文协仍然保留了台共无法控制的空白。这样的空白无疑有利于文协继续沿着大众党的方向发展,进而对台共持续释放竞争压力。[38]之所以台共在1930-31年间向公众抛出着名的“文协解消论”,就是为了弥补文协经验的漏洞而提出的补强方案。(3)第三次经验则来自1930-1931年间展现出党外左派姿态的民众党,也就是反对谢雪红的党员主张以全面批判民众党的方式解消台共受到的竞争压力。讽刺的是,台共并未因为批判民众党而真正损及民众党――此即1930-1931年间首先伤到台共自己的党内斗争。

四、1930-1931年的台共党内斗争

1930-1931年是台共的民众党批判和党内斗争同时白热化的时期,大致可分成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始于1929年日共中央在“4.16”事件后的全面失联。[39]台共岛内机关为了寻找上级党组织而派党员林日高前往上海,并于1930年5月与翁泽生会面。[40]此后陆续有台共党员潘钦信、陈德兴前往上海与翁泽生碰头,并向驻上海的共产国际远东局提出多份关于台湾局势和台共状况的报告,这些报告不但提出了改革岛内机关的各种意见、指出民众党的敌对性,还将谢雪红称为右倾机会主义的领导人并加以批评。[41]

在第一阶段,日共中央和林木顺对台共的批评基本上获得翁泽生等人的完全挪用。[42]不过此时更突出的重点是将民众党视为最大的竞争压力来源,并批判谢雪红领导的岛内机关因为缺乏竞争意识而产生右倾机会主义。因此,在真正攻击到民众党之前,攻击先落到了谢雪红身上。

本来“1928年纲领”将民众党视为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并视民族资产阶级为革命动力。但当民众党开始被视为敌人,就出现“民族资产阶级叛变”的看法(代表性文献即翁泽生在林日高抵沪前公开发表的〈日本帝国主义铁蹄下的台湾〉。)[43]与林日高会面之后,翁泽生一度将民众党从民族资产阶级的“政党”(party / партией)重新定义为地主、资本家,与上层小资产阶级的“集团”(bloc / блок)。[44]甚至强调民众党和亲日仕绅组织的“台湾地方自治联盟”仍然保留合作关系。[45]但总体而言“民族资产阶级叛变”仍是台共批判民众党的主要论据。

不管以怎样的论据批判民众党,台共自诞生至瓦解无论任何个人或派别都未曾改变“1928年纲领”将台湾革命性质规定为民主主义革命,并将社会性质规定为殖民地下的半封建社会的判断。也就是说,无产阶级革命绝非台共首要目标。但由于“1928年纲领”不能为台共提供反对民众党的根据,因此还是有提出新纲领的必要。在这个意义上,反对谢雪红的党员后来先后在上海和岛内提出的“1930年纲领草案”和“1931年纲领”成为了台共反对民众党(以及谢雪红)的后果,而非开端。[46]

值得注意的是,远东局在1930年10月20日所收到的台共活动报告是最后一次将“大众党”译为“mass party /массовой партии”的文件。[47]此后远东局收到的所有报告都以“Mass Party”对译此前曾译为“People’s Party / Народной партии”的民众党。[48]显然,困扰台共的大众党问题已经溶解在更让台共困扰的民众党问题之内。民众党造成的竞争压力可见一斑。

第二阶段始于同年10月27日及其后的三件大事:(1)27日凌晨,岛内雾社地区的高山族原住民发动起义。(2)同日当晚,谢雪红则领导台共岛内机关召开了“松山会议”。(3)雾社事件发生后,甫从苏联返国纠正立三左倾路线(1930年6至9月)的瞿秋白在上海会见了翁泽生、潘钦信,和陈德兴,提出了改革台共的基本方针。[49]

松山会议本为改造台共工作方式而召开,但同时爆发的雾社事件却马上检验了松山会议的局限:一方面,台湾民众党乃至右派所组成的台湾地方自治联盟都在事件发生后公开谴责镇压,甚至岛外的中共和日共也对起义表达了支持。[50]另一方面,试图通过“松山会议”振作起来的台共岛内机关却对此悄无声息,完全陷入被动。可以说,民众党造成的竞争压力因为雾社事件而在第二阶段展现出新型态。

虽然曾有岛内党员在雾社事件后主张党应该发表声明和领导工农和劳动群众支持起义,并向群众说明党的见解,谢雪红却认为这是待在大陆而且不了解岛内情势的人才会提出的看法,并担心发表声明之类的举动会惹来逮捕。[51]由于翁泽生曾收到以台共中央委员会名义声援雾社原住民并落款为1930年11月21日的声明草稿,[52]因此这封草稿很可能并不来自谢雪红,而是来自希望公开声援雾社原住民的其他党员。就此而言,雾社事件暴露出台共部分成员更重视民众党形成的竞争压力,而谢雪红为代表的成员则更重视岛内白色恐怖。于是态度无法取得一致。

无法一致的态度因为瞿秋白与台共党员的会面而意外转化为台共分裂的契机。瞿秋白指出台共岛内机关的实践状态显示其并非真正的党、指出台共应继续作为日共民族支部、指出中共只能给予台共非书面的口头建议而非指示(oral (not written) advice (not instruction)),更指出台共必须以征得国际允许(under the permission of the Comintern)为前提改选新的中央委员会,进而消除右倾机会主义错误。[53]虽然瞿秋白一切建议都以台共必须征得国际同意为前提,但瞿秋白点出的各种问题却成为反对谢雪红的突破口,于是党员间的不一致就将在第三阶段转化为党的分裂。――这也显示瞿秋白并未完全将立三路线作为左倾错误而加以纠正,因而无法在台共的场合预防左倾路线的发生。

第三阶段始于同年12月底。由于返台传达指示的陈德兴无法说服谢雪红按照上海的意见改造台共,反对谢雪红的台共党员就在未获国际同意的前提下自行成立所谓“改革同盟”甚至开除谢雪红党籍,台共正式分裂。[54]狭义的台共党内斗争由此开始。翁泽生也在此时正式为远东局撰写大量关于台湾局势的报告,直到1931年6月。――那时的台共已经因为警特的搜捕而进入瓦解阶段。

除了积极介入“改革同盟”所激化的党内斗争之外,批判民众党仍是翁泽生此时的报告重点。翁泽生的批判包含了几个重大主题:(1)民众党的“左倾”趋向(the Formosan Mass Party is declaring a “transformation” towards “leftist tendency”),他特别批判了民众党几次修订的左倾纲领或战术,并视之为骗人的招数。(2)1931年民众党遭日本当局强制解散后的走向。他认为民众党断不可能重新组党,因为他们不敢再对抗殖民政权。此外,他还特别希望作为收信方的“你们”(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要把反对民众党所代表的改良主义路线写在给台湾共产主义者的信之中。(3)翁泽生也特别关注日本的“社会民主主义者”针对民众党遭禁而特别发表的声明。[55]

在这个阶段,党内斗争更加深刻地镶嵌在批判民众党的脉络中。正如翁泽生所言:虽然台共领导下的文协和农民组合都应该揭发民众党的假左倾,但更重要的问题还是在于台共敢不敢亲自站出来与民众党一较高下。“台湾共产主义协会(the Formosan Communist Association[这是翁泽生对台共的称呼])不应将自己隐藏在这两个组织[文协与农组]身后而应树立起其独立的领导权。假使我们仍然惧于提出自己的口号并公开我们的纲领,群众就不会站到我们身边,而客观上,我们就是给改良主义者抬轿。”[56]

五、结语

左翼之间的竞争压力其实是1920年代东亚各地常见的现象。比方培养了绝大多数台共党员的中共就曾在建党初期遭遇了无政府主义者的竞争,到了1927年大革命失败之后,诸如“国民党左派”或“第三党”之类的势力更在中共和蒋介石所构成的两极之间抢占各种中间偏左的位置,形成了当时中国革命势力的“中间地带”。此外,名义上领导台共的日共本身也始终无法解决左翼领导权被党外力量分享乃至夺取的客观格局。本文所提到的大众党战术及其在日本社会运动内的流行就是这种格局之反映。因此,台共因为其他左翼而面临的竞争压力不是台湾特有的格局。在这个意义上,台共对连温卿派的排斥正如中共建党初期与无政府主义者的诀别(实际上,连温卿派也具有浓厚的无政府主义色彩),而台共和民众党之间的对峙更因后者刻意师从国民党左派而宛如中国激进政治的缩影。

由于左翼间竞争压力作为内因的存在,遂使作为外因的岛外左倾路线以特殊方式影响了台湾抗日运动。尽管1929年日本的“4.16”事件和岛内的“2.12”事件让岛内阶级斗争形势陷入低迷,但无论是已经左倾的组织(如农组、文协、台共)还是尚未左倾的组织(如民众党),都仍然因为1928年国际六大左倾路线所带来的“世界革命”气氛而左倾或更左倾,并在左倾过程中分别出现被台共实质吸收(比方农组)、形式吸收(比方文协),或被台共视为敌人(比方民众党)的不同态势。左倾的民众党因为拥有接触群众和宣传主张的合法条件而挑战了台共的左翼运动领导权――雾社事件证明了这点――并因谢雪红无法率领岛内机关回应民众党的挑战而成为她被批判的理由。谢雪红的悲剧即在于:无论是岛内挑战她的左倾民众党,还是在岛外批评她无法挑战左倾民众党的反对派,都是国际左倾路线的产儿。然而谢雪红本人也接受左倾路线,否则不能解释她领导的台共岛内机关为何依照日共中央左倾指示将连温卿从文协驱逐出去。就此而言,解释台共党内斗争的合理视角乃是将之视为外部的左翼间竞争压力内化到台共内部的后果。尽管谢雪红比批评她的人更为实际,却绝不能说她始终置身在左倾路线之外。

本文并不否定台共内部的私人矛盾以及这些矛盾对党造成的消极作用。伴随着新史料的发掘或分析方法的提升,这些事情都可能获得证明或否定。但本文更希望说明的是一种难局:在1920年代后期台湾抗日运动总体左倾状况中,不公开站出来领导群众的台共因为抗日组织的纷纷左倾而面临领导权危机。就此而言,台共的党内斗争实乃不可避免的宿命。

[1] 比方:简炯仁:《台湾共产主义运动史》,台北:前卫出版社,1997;陈芳明:《殖民地台湾:左翼政治运动史论》,台北:麦田出版社,1998;陈芳明:《谢雪红评传(全新增订版)》,台北:麦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9;К. М. Тертщкий and А. Э. Белогурова ed(s)., Тайваньское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е движение и Коминтерн (1924-1932гг.), Moscow: AST, Vostok-Zapad, 2005.

[2] 由于公开刊行的谢雪红自传和杨克煌自传从谢雪红的角度重述了台共党内斗争史,就更加强化研究者从微观方面提出解释的倾向。参见:谢雪红口述、杨克煌笔录、杨翠华编:《我的半生记》,台北:杨翠华,2004;杨克煌着、杨翠华整理:《我的回忆》,台北:杨翠华,2005。

[3] 可分见1928年1月15日至3月4日分别以日文和汉语在《台湾民报》发表的论文。

[4] 台湾総督府警务局编:《台湾総督府警察沿革志第二篇.领台以后の治安状况(中卷).台湾社会运动史》,台北:台湾総督府警务局,1939年,第1079-1080页。以下简称此书为《台湾社会运动史》。本文征引此书的部份均同时参考了此书的汉译本,即”警察沿革志出版委员会”译成的《台湾社会运动史》,台北:创造出版社,1989年。以下不再另注。

[5] 台湾共産党:《政治大綱草案》(1928.4.15,日訳版),收錄於”在上海日本総領事館”編:《秘密結社台湾共産党検挙ノ概要》(1928.5.26),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B04013185100、日本共产党关系雑件/台湾共产党关系。

[6] 《日本帝国主义枷锁下的台湾》(FORMOSA UNDER THE YOKE OF JAPANESE IMPERIALISM)收录在РГАСПИ. Ф.495. On.128. Д.14. Л.103-104, 267. 这份档案标注有几个时间戳记,最早的标注为1928年6月底。这份档案关于1924年为止的台湾社会主义运动状况的概述,明显抄录自许乃昌在1924年以日文呈交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之部份内容,即:許乃昌《台灣狀況の報告》[1924.11]:РГАСПИ. Ф.495. On.128. Д.9. Л.39-43。。虽然这份报告还概述了1927年文协左右分裂后的状况,却丝毫不涉及1928年4月组党的台共,因此这份档案很可能是共产国际负责远东事务的某些人员在不知台共组党的情况下撰写的分析报告,又由于这份档案往往以日语发音拼写报告中所涉及的人名、地名,以及组织名称,因此还可能是日籍人员所撰。

[7] 台湾总督府的判断如下:“在台北左翼青年大众间拥有声望的连温卿,感到在文化协会内部统一与强化以前,有被民众党夺去指导劳动阶级之地位的危险,便急忙准备统一文化协会指导下的劳动运动。第一阶段的目标是先投入全岛机械工会的统一工作……”见:《台湾社会运动史》,第1264页。

[8] 台湾共産党:《労働运动ノ対策提纲》(1928.4.15,日訳版),收錄於”在上海日本総領事館”編:《秘密結社台湾共産党検挙ノ概要》(1928.5.26),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B04013185100、日本共産党関係雑件/台湾共産党関係。

[9] 台共”一九二八年纲领”花了很大篇幅讨论各种福本主义的现象与概念,比方“理论斗争”、“分离结合”,并特别在《労働运动ノ対策提纲》论证了连温卿与”福本主义”的关系。参见:台湾共産党:《労働运动ノ対策提纲》(1928.4.15,日訳版)。福本主义的发生首先是为了克服山川均在日本社会运动中提倡的统一战线论(当时被称为”山川主义”)。由于连温卿与山川均来往密切,因此连温卿更常被视为“山川主义者”。虽然台共认为连温卿也有福本主义倾向,但这种倾向却往往因为连温卿被赋予的前述形象而遭到研究者的忽视。

[10] 自最早的台籍中共党员许乃昌于1924年前往苏联并将台湾情况报告国际,到台共成立前后,连温卿在共产国际各类内部报告中的形象并不负面。参见:許乃昌《台灣狀況の報告》[1924.11]:РГАСПИ. Ф.495. On.128. Д.9. Л.40-43;《第二次方向換轉の意義》[1927]:РГАСПИ. Ф.495. On.128. Д.9. Л.86об-87;《日本帝国主义枷锁下的台湾》(FORMOSA UNDER THE YOKE OF JAPANESE IMPERIALISM [1928.6])收录在РГАСПИ. Ф.495. On.128. Д.14. Л.109.

[11] 参见:《全岛四十劳动团体代表,于三日会集蓬莱阁,努力统一全岛劳动运动》,《台湾大众时报》1928年第8号,第6-7页;连温卿:《台湾政治运动史》,台北:稻乡出版社,1988,第181-188页。

[12] 市川正一:《日本共产党斗争小史》,东京:桐生暁书房,1948年,第130-142页。

[13] 市川正一:《台湾の党組織活動方針及びその組織狀態》,收录于《台湾社会运动史》,第666页。

[14] 《台湾社会运动史》,第592页。

[15] 历来关于“彭荣”真实身分的争论大致有两种推测,一者推测为彭湃,二则推测为瞿秋白。但近年在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РГАСРИ)发现的林木顺报告则明确指出是任弼时代表中共中央出席台共建党会议。参见:林木顺:《台湾共产党组织的经过和现状》(1928.11.26,汉语原文),РГАСРИ. Ф.514. Оп.1. Д.461. Л.2-16. 并请参阅以下两篇考证论文:王键,《出席台共成立大会中共代表的”彭荣”身份辨析》,《北京社会科学》2013年第4期(北京),第53-64页;陈小冲与周雨琪,《台共成立大会之中共指导者彭荣其人补论》,《台湾研究集刊》2016年05期(厦门),第77-83页。

[16] 参见:《台湾共産党成立大会記録》(1928.4.15,日訳版),收錄於”在上海日本総領事馆”编:《秘密结社台湾共産党検挙ノ概要》(1928.5.26),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B04013185100、日本共产党关系雑件/台湾共产党关系。此外,这份日译手抄档案的页面空白处还以日语记下一段笔记:“一种是中央案,另外的是A、B案,A是翁[泽生]?”其疑问的语气反映这段话应是抄译本文的日本领事馆人员所记。

[17] 着重参见国际六大通过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革命运动提纲》,收录于贝拉库恩编,中国人民大学编译室译:《共产国际文件汇编(1919-1932)》第3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5年,第121-122页。

[18] 当时日共中央纠正“两党论”的代表论述可参见:佐野学:《日本プロレタリアートの政治的及び組織的任務》(1928),收錄於山辺健太郎解说:《社会主義運動(1)》,東京:みすず書房,1988年,第295-303页;梅村英一[市川正一]:《”階級的大眾的單一政党”とはなにか?――いわゆる”無產政党”合同運動の根本問題》,《マルクス主義》1928年第53号,第1-28页。

[19] 市川正一:《台湾の党組織活動方針及びその組織狀態》,收录于《台湾社会运动史》,第665-667页。

[20] 《台湾社会运动史》,第1280-1282页。

[21] 林木顺:《台湾共产党组织的经过和现状》(1928.11.26),РГАСРИ. Ф.514. Оп.1. Д.461. Л.1-4.

[22] 林木顺:《台湾共产党组织的经过和现状》(1928.11.26),РГАСРИ. Ф.514. Оп.1. Д.461. Л.7.

[23] 《台湾社会运动史》,第1280页。

[24] 林先烈[林木順]:《台湾に於ける労働組合統一運動と左翼当面の任務》,《マルクス主義》(東京)第55号,1929; 林先烈[林木順]:《台湾労働組合統一問題についての訂正と補足》,《マルクス主義》(東京)第56号,1929

[25] РГАСРИ. Ф.495. Оп.128. Д.12. Л.31-46, 51-57.

[26] 翁泽生致远东局的信[1931.2.14]:РГАСРИ. Ф.495. Оп.128. Д.10. Л.79.

[27] 陈芳明:《殖民地台湾:左翼政治运动史论》,页95-100

[28] 林木顺:《台湾共产党组织的经过和现状》(1928.11.26),РГАСРИ. Ф.514. Оп.1. Д.461. Л.13.

[29] 台湾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农民问题対策》,收录于《台湾社会运动史》,第1088-1098页。

[30] 台湾民众党:《台湾民众党第三次全岛党员大会宣言》(1929.10.17,日訳版),收录于《台湾社会运动史》,第478-484页。

[31] 警視庁特別高等課内鮮高等係:《日本共産党台湾民族支部東京特別支部員検挙顛末( 1929.5)》,山辺健太郎編:《現代史資料》22“台湾(二)”,東京:みすず書房,1971

[32] 参见林日高报告[1930.5]:РГАСПИ. Ф.495. On.128.Д.6. Л.47, 50, 52, 75, 77, 78об;陈德兴报告[1930年中]:РГАСПИ. Ф.495. On.128. Д.11. Л.2;无署名者关于台共活动的报告[1930.10.20]:РГАСПИ. Ф.495. On.128. Д.10. Л.176-177.

[33] 《台湾社会运动史》,第485-487、523-524页

[34] 蒋渭水:《十年後の解放運動-希望と展望-》,《台湾新民報》1930年7月16日。译文引自王晓波编:《蒋渭水全集增订版》上册,台北:海峡学术出版社,2005年,第197-198页。

[35] 遗言登载于:《台湾人之救主蒋渭水先生长逝》,《新高新报》1931年8月13日。

[36] 翁泽生对林日高报告的附注[1930.5.12]:РГАСПИ. Ф.495. On.128. Д.6. Л.65, 87.

[37] 过程可参见:《台湾社会运动史》,第246-262页。

[38] 1931年的文协机关报《新台湾大众时报》曾检讨文协在1927年至1929年间被文协干部与一般大众”看做指导台湾左翼的政党”,并因模仿日本劳动农民党而呈现出”大众党的指导形态”。见:《台湾文化协会当面的任务》,《新台湾大众时报》1931年第2卷第1号,页21。

[39] 当时连驻上海的远东局都找不到日共中央。参见:《雷利斯基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的信(摘录)》(1929.9.30),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27-1931)》第8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176页。

[40] 《台湾社会运动史》,第671页。

[41] 参见林日高报告[1930.5]:РГАСПИ. Ф.495. On.128. Д.6. Л.39-61, 68-84об;翁泽生对林日高报告的附注[1930.5.12]:РГАСПИ. Ф.495. On.128. Д.6. Л.62-67, 85-88;陈德兴报告[1930年中]:РГАСПИ. Ф.495. On.128. Д.11. Л.1-3;无署名者关于台共活动的报告[1930.10.20]:РГАСПИ. Ф.495. On.128. Д.10. Л.167-177.

[42] 参见前注之征引书目。

[43] 丽岛[翁泽生]:《日本帝国主义铁蹄下的台湾》,《环球半月刊》1930年第6期,第33-35页。翁泽生写给远东局的报告曾提及他在该刊撰写此文(译名为Юниверсел Магазин和Universal Magazine):РГАСПИ. Ф.495. On.128. Д.6. Л.65, 87. 关于翁泽生与这篇文章的关系可参见:邱士杰:《《台湾共产主义运动与共产国际(1924-1932)》若干考订之辨析──以翁泽生新见逸文《日本帝国主义铁蹄下的台湾》为中心的讨论》,《史原》复刊第1期[总第22期](台北),第259-292页。关于《环球半月刊》与党的关系则可参见:《吴亮平谈中国社会性质的論战》,中共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主编:《三十年代中国社会性质论战》,上海:知识出版社,1987年,第117页。

[44] 翁泽生对林日高报告的附注[1930.5.12]:РГАСПИ. Ф. 495. On. 128. Д. 6. Л. 63-64, 86-86об;

[45] 翁泽生致远东局信[1931.2.23]:РГАСПИ. Ф. 495. On. 128. Д. 6. Л.195-196.

[46] 1930年纲领草案有两份文件构成。一是内容类似组织大纲的《台湾共产党纲领草案》(The Draft Platform of the Formosan Communist Party)[1930]:РГАСПИ. Ф.495. Оп.128. Д.5. Л.6-20;二是《政治纲领草案》(The Draft Political Programme)[1930]:РГАСПИ. Ф.496. On.128. Д.5. Л.21-43。1931年纲领即〈台灣共產黨政治テーゼ〉收录在<《台湾社会运动史》,第719-735页。这些纲领的最大特色是明确地从“工农民主专政”表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因此排除了民族资产阶级参与的空间。这点与“1928年纲领”不涉及民主主义革命由谁专政、只谈民族资产阶级也可以参与革命的“国民革命”的思想状况很不相同。

[47] 无署名者关于台共活动的报告[1930.10.20]:РГАСПИ. Ф.495. On.128. Д.10. Л.167-177.

[48] 林日高报告[1930.5]:РГАСПИ. Ф.495. On.128. Д.6. Л.39-61, 68-84об;

[49] 瞿秋白与他们的谈话纪录收入在:РГАСПИ. Ф. 495. On. 128. Д. 10. Л. 58-66. 原文英文,无标题。

[50] 中共方面的声援可参见:《[社论]台湾番人的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红旗日报》1930年11月2日;《台中番民反日战斗依然持续,台湾旅沪青年号召示威援助》,《红旗日报》1930年11月5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国共产党告民众书:反对帝国主义的暴行,援助台湾番人革命》,《红旗日报》1930年11月8日。日共方面的声援则可参见:《第五十九議会で、”無産党”代議士はなにをやったか》,《赤旗》第35号,1931年3月1日;蘇慕紅:《台湾における民族革命について》,《プロレタリア科学》1931年第3年第1号,第138-141页。

[51] 来自陈德兴的信[1930.12]:РГАСПИ. Ф.495. On.128. Д.10. Л.36-38

[52] 《台湾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致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关于支援台湾原住民起义的公开信》(An open Letter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Formosan Communist Party to the world proletariat and oppressed peoples for the support of the uprising of the Aborigines in Formosa)[1930.11.21]:РГАСПИ. Ф.495. On.128. Д.10. Л.23-25.

[53] 瞿秋白对翁、潘、陈德兴三人的谈话纪录:РГАСПИ. Ф. 495. On. 128. Д. 10. Л. 58-66.

[54] 《台湾社会运动史》,第713-716页。

[55] 翁泽生的上述批判意见可着重参见:以民众党批判为主题的文章可见:《反动团体扑灭运动的传单》(反動団体モ[ぼ]ク滅カンパニの伝単)[1930年末]:РГАСПИ. Ф.495. Оп.128. Д.11.Л.61-66;翁泽生致远东局报告[1931.1.20]:РГАСПИ. Ф.495. On.128. Д.10. Л.25-35;《公开信》(The Open Letter)[1931.1.29]:РГАСПИ. Ф.495. On.128. Д.10. Л.55;翁泽生致远东局的信[1931.2.23]:РГАСПИ Ф.495. On.128. Д.10. Л.109-119, 201-205;《关于反对民族改良主义者运动的补充材料》(Supplementary material concerning the anti-national-reformist movement.)[1931.2]:РГАСПИ. Ф.495. On.128. Д.10. Л.225-226;翁泽生致远东局的信[1931.3.6]:РГАСПИ. Ф.495. On.128. Д.10. Л.107-108, 119-120;翁泽生致远东局报告[1931.4.6]:РГАСПИ. Ф.495. On.128. Д.10. Л.107-108, 119-120;《关于台湾工运的材料和看法》(Materials and opinions on trade union movement in Formosa)[1931.3.8]:РГАСПИ. Ф.495. On.128. Д.10. Л.122-128.

[56] 《公开信》(The Open Letter)[1931.1.29]:РГАСПИ. Ф.495. On.128. Д.10. Л.55.